改革開放三十余年，我國不斷對農村土地制度進行變革與創新，取得了顯著成績。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進行梳理，可以看出其中的成功經驗及其不足的根源所在，為新時期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些參考，從而為實現我國農村經濟的繁榮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作出一番貢獻。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歷史變遷
我國改革開放真正的起點是從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開始的。1978年安徽省風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實行分田單干、包產到戶，從此掀開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篇章，也掀開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新篇章。如果說小崗村的18戶農民實行分田單干、包產到戶只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種嘗試，那么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首次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認可。雖然在該條例中，僅僅對土地承包到工作組作出規定，還沒有對土地承包到戶作出相關的制度指示，但是它畢竟是首部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作出規定的法律制度，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極為顯著的歷史意義。之后，我國在內蒙古、甘肅等地開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試點工作，在更大范圍內推動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向前發展。1980年，我國正式頒布了《關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國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從法律制度上真正規定了農村土地承包到戶，從而全面地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向著更為全面的領域發展，也推動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縱深發展。②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往的農村土地制度不僅不能很好地適應，甚至很多時候阻礙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府認識到需要在農村地區實行土地流轉，實現規模化經營管理，真正地解放農村勞動力，推動我國的城鎮化發展。為此，我國的《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社員在承包期內，因無力耕種或轉營他業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土地的，可以經集體同意后進行轉包。”通過對該文件的認真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此文件雖然沒有從法律高度明確承認土地可以進行流轉，但它是第一次從制度上對土地流傳有所支持，推動了我國土地流轉制度的孕育萌芽。1988年，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憲法修正案中，我國才第一次從法律的高度對農村土地流傳給予明確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這不僅從法律層面上承認了農村的土地流轉制度，還給予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實施以法律上的保障。1993年的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更進一步地完善了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在保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可以允許土地的有償轉讓。在2003年所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又以法律的形式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2005年，農業部又對農村土地流轉合同的簽訂給予了相關的制度指導與政策支持。國家一系列與農村土地流轉相關法律法規文件的出臺，為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更為全面的完善提供了強大支持，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的歷史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③
新時期，我國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在獲得新發展的同時，農村的土地制度也登上了歷史發展的新臺階。2008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屆三中全會中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保持原有農村土地制度基本政策發展方向不變的基礎上，對新時期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作出了一些新規定：要在加強和完善農村土地的承包權管理和服務體系的同時，建立健全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市場，采取土地流轉的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讓、出租、轉包、互換、股份合作等多種靈活的方式流轉其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從而發展出多種形式的土地規模化管理和經營。通過對該文件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發展注入了新動力，特別是促進了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多元化發展，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管理方式上更具靈活性，其在保證農村土地用途的基本前提下，允許采取多種形式的土地經營管理，從而為多種形式的規?；洕鷦撛炝税l展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