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回應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期待，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部署，帶來了可能影響中國未來十年乃至更長一段時期的全局變革。隨著三中全會公報的出爐，一副中國改革整體設計的全景圖在世界眼前清晰地展開。

在此次公報中，有兩大亮點值得關注：一是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并在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意味著與30年前相比，中國市場化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和經濟周期,需要一場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的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更大的魄力打破束縛生產力的體制機制障礙。

本質來講，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進程就是一個不斷打破體制機制約束， 解放活躍生產力的過程。但時至今日，中國仍然算不上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國家，仍然存在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制度壁壘妨礙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公平競爭。大部分改革只走到了半途，甚至形成了行政和市場 “雙軌”狀態下的“二元化特征”。在某些層面上，各級政府通過不斷地擴權，壓制市場成長的空間。政府對微觀經濟直接干預管制以及對國有企業的隱性補貼，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對市場的替代，導致市場資源錯配、效率低下和信號失真。

歸根結底，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力量因素是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來提高效率，而這必須依靠市場化力量。事實上，當前中國最大的約束并非需求約束而是供給約束，也即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產率滯后帶來的問題。

市場化改革的核心是解決“效率”和“公平”問題，這意味著未來中國改革的核心任務是解放生產力，在提高要素生產率上做文章。無論是公報中提及的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還是政府行政體制改革都要從“權力重新分配、資源重新配置”的角度出發，以全面市場化改革為主線，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從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信貸資金投放一直存在結構性矛盾，主要體現為信貸投放集中于政府項目、國有企業、 大型企業與傳統行業，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與新興行業信貸支持力度不足。特別是近年來信貸資金向房地產領域與地方政府投資項目嚴重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與房地產貸款之和占全部貸款的比重近35%，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比較嚴重的擠出效應。因此，新一屆政府首要的是從財政和金融資源錯配入手，推動新一輪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

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場化、資產證券化以及直接融資等全方位金融體制改革，避免金融經濟偏離實體經濟的實際需求，疏通社會資金在金融體制內外的循環，實現金融體系建設的目標從資金籌集型向資源優化配置型轉變。另一方面，以優先調整事權帶動財力重新配置為重點，重新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責任，將涉及全國范圍內普適性的民生性支出責任上移，重新啟動事權與財政相匹配的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國企改革盡管并沒有在公報中具體提及，但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被進一步突出。預計未來國企改革將以國有資產資本化為重點，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通過完善產業鏈，進行跨區域、跨所有制重組整合，大力推進企業內部資源整合，并積極利用資本市場和產權市場淘汰落后產能。特別是要打破資源和權力壟斷，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構建開放競爭的市場公平秩序，改變資本配置低效的局面。

在三中全會公報中，政府自身的行政體制改革同樣也釋放出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強烈信號。“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不僅是新一輪市場化改革的要求，也是政府體制改革的內在訴求。未來政府行政體制改革將圍繞“權力下放”，全面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強化政府效率，實現向服務型政府的角色轉變。政府主要是創造自由公平的制度環境，要在避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基礎上，更多的承擔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責任，中央政府要承擔起全國性、跨區域性事務方面的戰略規劃、方針政策、統籌協調、宏觀管理等方面的職責， 相信政府、市場的良性互動將是中國新一輪改革紅利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