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小社會不公
從收入差距的構成上看，中國的收入差距可以分解為城鎮內部收入差距、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以及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研究表明，中國整體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地區之間的差距和城鄉之間的差距。13 因此，縮小整體收入差距的關鍵是盡量縮小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
地區差距的縮小。縮小地區差距的主要措施是加大中央政府對各省、尤其是中西部經濟相對落后省份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1993年以前，中國財政體制實行“分灶吃飯”的包干制，這種體制對東南沿海發達省份十分有利，因為它們的財政資源相對比較充裕，且不必與別省分享來自本地的稅收。但對財政資源貧乏的中西部省份來說，沒有外來的財政轉移支付，它們便難以為本地居民提供像沿海省份那樣的公共服務，更沒有能力像沿海省份那樣拓建基礎設施、投資產業項目。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地區差距不斷擴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財政包干制。14
1994年，中國政府對財政體制作出重大調整，將包干制改為分稅制。這次改革從根本上扭轉了“兩個比重”連續15年的下滑趨勢，15 從而增強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為它加大對各省的財政轉移支付奠定了制度基礎。
從圖2可以看得很清楚，自1994年以來，中央對各省財政轉移支付的總量一直呈快速增長的態勢;尤其是1999年以后，幾乎是一年上一個大臺階;到2013年已達到近5萬億元的水平，是1994年轉移支付總量的20倍。
在財政轉移支付中，作為舊體制殘余的“稅收返還”有利于東部沿海省份，但按分稅制的設計，其份額會逐年下降。它在1995年占轉移支付總量的73.7%，而到2013年，該比重已降至10.3%，今后還會進一步下降。財政轉移支付中的另外兩大組成部分是“一般性轉移支付”與“專項轉移支付”，其著眼點都是縮小地區間財力的差異，它們的主要受益者是中西部省份。16 轉移支付之后，地區之間人均財力水平的差距大大縮小。在轉移支付以前，如果把東部地區的水平當作100的話，中部地區只有約35，西部地區只有約40;轉移支付之后，東部水平如果是100的話，西部已達到了97，中部也達到約77。17 大規模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顯然緩解了各地區間財政收支的不平衡，有助于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有助于促進全國各地區協調發展。
在實行分稅制以前，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板塊經濟之間GDP增速存在著很大的距離，東部沿海省份遙遙領先，導致地區差距擴大。1994年以后，各板塊的增速開始逐漸趨同。18 近年來，中國各省GDP的增速格局更是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中西部省份的GDP增速普遍高于東部沿海省份，其結果是地區差距開始縮小。
圖3顯示，無論使用哪方面的數據，不管是以戶籍人口還是常住人口為基數，2004年以后，中國人均GDP的省際差距都出現了下降的勢頭。這張圖用來衡量地區差距的尺度是人口加權差異系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eighted by population 或CVw)，實際上即使換用泰爾系數(Thiel index)、基尼系數(Gini index)或阿特金森系數(Atkinson index)，地區差距下降的趨勢都是一致的。19 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地區差距已出現顯著下降，不能說不是一個奇跡。雖然不少因素發揮了作用，但大規模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功不可沒。
縮小城鄉差距。眾所周知，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一直比較大。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如按總體基尼系數來衡量，中國全國的收入差距并不是最高的(低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但是，中國城鄉差距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這構成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特點。20
為了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中國政府近年來對農村居民采取了“少取”和“多予”兩套策略。“少取”最明顯表現在取消農業稅上。農業稅是最古老的稅種之一，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千年以前。改革開放以后，農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份額不斷下降，但在1986～1996年間，各種農業稅收(包括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牧業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卻不降反升。2004年，中國政府宣布“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5年內取消農業稅”;實際上，全面取消農業稅的目標到2006年就提前完成了。
“少取”的任務完成以后，“多予”方面的政策力度持續加強。1997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資金(包括農產品政策性補貼支出、農村中小教育支出、農村衛生支出等15大類)不過區區700余億元。21 進入新世紀以后，這類資金開始快速增長，在2003年跨過2000億元的臺階。其后10年最低年增長率為12%，最高為38%，平均年增長率高達20%，遠遠高于GDP的增速。2013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三農”支出達13799億元，相當于1997年的近20倍(圖4)。
“少取”和“多予”雙管齊下似乎已經初見成效。如圖5所示，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急劇惡化后，從2003年起，城鄉人均收入與消費差距已穩定在一個狹窄的區間;其中城鄉人均消費的差距從2003年已開始呈現下滑的趨勢。更可喜的是，從2010年起，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連續3年快于城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縮小。22
前面已經指出，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是中國社會不公的主要組成部分。既然這兩方面的差距都已出現緩解、甚至縮小的態勢，社會不公惡化的趨勢也應得到了遏制。2013年初，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03～2012年中國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見圖6)，這組數據證實了上述判斷。23 我們看到，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數在2004～2008年間窄幅上升，24 2008年后逐步回落。雖然2012年的0.474依然很高，但基尼系數連續5年下降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少見的，可能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