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經濟結構的失衡威脅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而對出口的高度依賴則增加了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不確定性。在金融危機以后，這兩個問題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加劇了中國所面臨的長期挑戰。

關注經濟增長中的幾個問題

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我們還有必要關注以下幾點：

第一，盡管在過去30年中，我們始終重視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且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毫無疑問，依靠科技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潛力還遠沒有發揮出來。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以往改革本身所帶來的紅利已經開始下降，中國已經進入到了迫切需要轉變生產方式，依靠勞動生產率實現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的關鍵階段。顯然，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需要長期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未來幾年中，依靠科技能否實現年均7.2%的增長依然是一個具有很大挑戰的任務，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單純依靠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在全球范圍內，已經找不到那個國家的投資率高到幾乎與消費率相若，而且在經過近30年的投資擴張以后，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以后，為了配合刺激政策的實施，整個商業銀行系統的新增貸款量在2009年明顯超過了正常水平，邊際資本產出率已經急劇下降，這不僅意味著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大幅度減弱，而且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不斷上升。公共投資以基礎設施為主，雖然空間很大，但是回收期長，收益率低。而從銀行貸款的部門流向看，出于對貸款安全的擔心，危機后也經歷了從最先流向實體經濟部門到流向相對安全的居民住房貸款的轉變。但是這直接推動了房地產市場價格的上漲，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并最終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行業。而在2012年歐債危機壓力再度上升以后，擴大貸款的空間已經變小。

第三，有研究表明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貢獻明顯。然而，中國人口轉變進程要快于人們的認識。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從2011年開始，15-59歲的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就開始逐年遞減，同年扶養比開始上升。即使采用國際通用的15-64歲作為勞動年齡人口，2013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也達到了峰值。這意味著依靠勞動力投入來支撐經濟增長的模式馬上就要結束，要維持合意的經濟增長速度，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已經成為刻不容緩壓力和挑戰。

最后，在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世界經濟，而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和國際經濟治理的機制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如何在國內經濟政策與國際經濟政策之間進行取舍？如何判斷國際經濟形勢和開放經濟變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美國退出量化寬松使中國經濟再次面臨緊縮的壓力，我們還有多少可供選擇的政策？還有多少政策空間可以實施經濟刺激政策呢？

如果說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說有錢可花，有事可做，有人可用，而現在，從錢的方面來看，為應對危機推出的刺激政策留下的負擔還沒有被經濟增長所化解，銀行系統的超貸還需要控制，地方債也需要償付；從事的方面來看，上一次正確地選擇了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了大量回收期長的項目，近期如果真的再需要一輪新的刺激政策，著力點又在什么領域呢？服務行業的發展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短板，但是服務行業的發展對投資的需求卻遠遠比不上基礎設施；從人的角度來看，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的快速轉變，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事實上，在近年中國勞動力短缺問題已經開始顯現。

當前的這些困境說明，我們已經到了必須扭轉習慣性的傳統思維，徹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時候了。如何有效地擴大內需，改變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投資和外需的增長模式，真正實現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方式，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刻改革。新一輪的改革不僅能夠帶來新的改革紅利，促進新的經濟增長，還可以矯正扭曲的經濟結構，并能夠通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建立起均衡發展的長效機制，而這也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