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背景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新一輪改革。一向直言不諱、以“危機論”著稱的郎咸平一反常態，積極評價了中央為推進改革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成效，并在其新著《改革如何再出發》中對改革前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郎咸平為何突然“轉向”？對此，他在書中指出：“作為一個中立而且負責任的學者，對于政府正確的經濟決策我當然給予肯定。我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這個《決定》（即《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均簡稱《決定》）必須給予正面評價。”

中國青年報：你在書中反復強調，改革必須厘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這也是許多學者一直在呼吁的。你覺得應該如何厘清這三者的邊界？

郎咸平：的確，我早在2012年5月20日就在貴報上發出拋棄“政府辦市場”的改革呼吁，現在也有一些學者開始強調“要厘清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邊界”。

關于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什么意思？就是讓政府最大限度地退出市場，通過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標準，透過負面清單制度，來實現“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對此，我在新書中透過8個圖表進行了全新解讀。

關于政府和社會的邊界，我認為，一個健全的社會一定是政府承擔公平責任和能夠自我治理充滿活力的社會。政府該承擔公平責任的部分，比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最應該避免的就是“過度市場化”。而應該由社會自我治理的部分，政府過去習慣于大包大攬，既然大包大攬，你就要承擔全部責任，所以百姓形成了出問題就找政府的習慣。在這里，我就問了，你有那么大能耐把一切事都辦好并讓每個老百姓都滿意嗎？你為什么要把一切責任都主動攬到自己身上？因此，要厘清“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就必須下放權力給社會，沒有別的辦法。

中國青年報：2013年9月成立的上海自貿區受到公眾和媒體的廣泛關注，被認為是政府進行金融改革的一個突破性嘗試，也被寄予了很大希望。對此你怎么看？

郎咸平：這種改革的魄力我個人是支持的，我認為就需要做一個試點，搞清楚是不是我們過去對金融管得太嚴了，是不是太多利益集團阻礙了金融的改革？我們倒是希望能夠在這樣一個小地方，一個自由貿易區里面嘗試在沒有監管主體、沒有利益集團牽制的條件下，搞出一個更好的體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