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內政治延伸到國際政治，即使被西方廣為推崇的“民主和平論”也飽受西方學者的質疑。1995年，學者David.E.Spiro在國際關系頂級學術期刊International Security（《國際安全》）上發表了Insignificance of Liberal Peace（《自由和平的不顯著性》）一文。作者應用統計學方法計算并對比了近200年間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概率，與隨機選取的兩個國家發生戰爭和沖突的概率相比，兩者的結果其實是接近的。也許有論者可能會辯稱，民主的定義本身就是多樣化多變的，200年前的民主國家也許現在看來可能就成了威權國家，因此這樣的計算是不可信的。雖然社會科學本來就不同于自然科學可以精確計算，但是這種質疑的聲音則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不存在標準化的、絕對化的民主國家，用西方的觀點來衡量別國的政治發展本身就是一種主觀的臆斷、一種偏見。以東南亞國家為例，東盟國家能夠逐步跨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走向聯合，并成為發展中國家合作與發展的最好的國家組織之一，再次表明維系國家與國家間和平的紐帶不是民主，而是對國家間政治和文化的尊重與包容。這也是中國政府強調“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生根落地”的深刻依據。

改革是中國模式的不斷探索。從孫中山到毛澤東、鄧小平，中國人民經歷了創立共和、建立新中國、改革開放，構成了中國波瀾壯闊、翻天覆地的百年激蕩史。歷史最終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明這一政治體制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從一個側面表明僵化不變的政治經濟模式同樣是行不通的。改革開放的35年來，從歷史性的改革開放，到開拓性地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到現在順應社會發展需求大膽地讓市場在國民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可以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的一攬子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無疑將以全方位的頂層設計、涉險灘的攻堅克難而載入史冊。

改革是實現自我超越的關鍵抉擇，是探索、完善中國發展模式的必經之路。這條道路是曲折的，在少有前人經驗的情況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的確具有探索性質。有探索就會有爭議，但爭議終究是為了更好地改革。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堅定改革的信念，不因懷疑的聲音而退卻腳步，不被傲慢的非議而亂了方陣。借用本文開篇引述的那句話，“一個能夠面對和接受歷史挑戰并變得強大富有、贏得現代世界尊重的中國”，對此，我們充滿信心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