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道路能夠有效克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后發劣勢”

人們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有發達國家已經研發出來的先進科學技術可供利用；有現代化的成熟知識和經驗可供借鑒；有開放的國際市場；有豐富的人口和資源紅利。一些國家根據這些“后發優勢”制定了“趕超戰略”，在一定范圍內取得了成功。但是，總體來看，“后發優勢”更多體現在現代化的起步時期，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優勢”就會縮水，反倒是“后發劣勢”越來越明顯，嚴重阻礙其現代化進程。

一是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確立的，帶有明顯的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殘余。在現代化道路上，西方國家決不會輕易給后來者平起平坐和公平競爭的機會。在政治領域，西方大國推行強權政治，干涉他國內政，插手地區沖突。在經濟領域，西方發達國家力圖維護國際生產體系中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國際貿易體系中的不等價交換和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不平等地位。這是世界南北差距問題的根源所在，也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二是資源、環境、科技、人才等發展要素約束加大。在發達國家現代化歷史上，它們從發展中國家掠奪能源和原材料，從未考慮什么環境保護的義務。同時，其科技、人才力量在世界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亦成為其現代化進程的有力推手。而當發展中國家啟動現代化時，這些重要的發展要素和西方國家相比則幾乎全處于絕對劣勢。雖然中東和拉美一些國家有比較豐富的石油，但其資源構成比較單一，不可能再像當年的“日不落帝國”那樣集天下資源為己用。更多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則不得不面對能源日益短缺的局面、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兩難。在科技領域，西方國家嚴格限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先進和關鍵技術，設置不合理的商業慣例條款，索取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發展中國家在科教方面的普遍落后，使得許多本國的尖端人才為尋求更好的科研環境而向發達國家單向流動，這就使其人才匱乏的情況更加嚴重。

三是資金缺乏導致發展動力不足。從世界范圍來看，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發展所必須的資金。一方面，在國際金融危機前，全球資本流動主要是流向發達國家。200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的1.77萬億美元中，1.1萬億美元投向了發達國家。國際金融危機后，這種局面有所改觀，但2011年，流入發達經濟體的投資仍然超過發展中國家。而在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中，分布又極不均衡；另一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取得獨立后，國家財力長期不足。受制于資金不足，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與公共設施建設長期滯后，而這又反過來導致其投資環境較差，影響了國際資本的流入。

前述三個方面的“后發劣勢”，是發展中國家正在面臨，并將長期面對的現代化難題。只有中國道路，才是最有效打破這三大“后發劣勢”的現實選擇。

首先，中國道路是一條和平發展之路，能夠有力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構建。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反對霸權主義，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一方面合理運用國際規則，另一方面又必須改變那些不合理的國際規則。去年中國同歐盟關于光伏產品的一系列談判，充分表明中國有改變不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的愿望和實力。可以說，中國越是發展，發展中國家打破舊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機會就越大、籌碼就越足。

其次，中國道路能夠有效集合全社會的力量，更有力地打破發展瓶頸。在中國，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一開始就是國家戰略層面的認識，是實踐中的“國家行動”，對破除發展要素約束的有效程度要遠遠大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是發展中國家的先行者。在科技和人才方面，中國的體制能夠集中力量在一些重點和尖端科技上實現攻關、更好地培養國家所需的應用型人才。神舟飛船的上天、改革開放以來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就是這種優勢的直接體現。2011年，中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達到3167萬人，居世界首位。

第三，中國重視儲蓄的民族傳統和強大的國家財力，能夠有效解決發展中國家資金不足的難題。中國人素有崇尚節儉、重視儲蓄的傳統，國民儲蓄率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對緩解發展資金不足、推動經濟起飛有著巨大的作用。此外，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稅收的激增，以及中國政府對土地等最重要資源的掌控，使中國擁有雄厚的國家財力，2012年財政收入達到人民幣11.72萬億元。這就使中國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辦成其他國家很難辦成的國計民生的大事。

中國道路的這些發展優勢，使其現代化不僅受惠于眼前，更有利于長遠。它為發展中國家解決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現實困難，提供了較為清晰和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