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四分之一國土處在十面“霾”伏之中，稍有一點常識和獨立判斷能力的人，都不會將其真正的元兇，鎖定為哪一個具體的要素。

霧霾的大面積持續發生，主要是因為燃煤、土壤塵、二次無機氣溶膠、工業污染、汽車尾氣、垃圾焚燒與生物質燃燒嗎？據中科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的報告稱，確是如此，而且占比依次是18%、15%、26%、25%、4%、12%。

問題在于，這些都不過是一些具體的原因，是霧霾產生的物理原因而已。霧霾的大面積持續地發生，真正的終極原因，坦率地說，是因為在我們社會治理體系中，“否決”類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不足。霧霾，不過是這種制度性缺陷的物理產出而已。

常識告訴我們，霧霾具有典型的“負外部性”特征，通常是指某個經濟行為個體的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損，而造成外部不經濟的人卻不必為此承擔成本的現象。比如，你燃煤形成的污染，建筑制造的土壤塵，為了自己利益產生的二次無機氣溶膠或工業污染，你的汽車尾氣，垃圾焚燒及生物質燃燒造成的污染等等，都會加劇霧霾的損害，但你卻不必為此支付成本。正因如此，就需要另一種力量來制定標準，主持公道。這種職能，通常就由政府或第三方組織來承擔，以便隨時阻止或叫停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為。毋庸置疑，叫停或糾正霧霾“負外部性”的行為，本身是政府的職能，是一種公共產品和服務。如果政府的這一職能缺位就意味著政府失責，意味著政府本應提供的“否決”類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而要保證政府履行這種職責，必要的懲戒機制必須健全，即有力有效的監督問責機制——“否決”機制不可或缺。

質言之，對于霧霾制造者的“非外部性”行為，政府負有第一責任，一旦政府失責，在遏制“非外部性”行為方面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甚至縱容，就應該有一種“否決”的力量對其進行懲戒。遺憾的是，當下中國最緊缺的就是此類制度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既缺乏縱向的有效“否決”機制類公共產品供給，也缺乏橫向的有效“否決”機制類公共產品供給。退一步講，即便有縱向的“否決”機制，也往往會被“權大于法”的現實人情環境所拋棄或擱置。而有效的橫向“否決”機制，更多時候，也不過擺設而已，比如民間的輿論監督機制等，就很難發揮真正的否決職能。更何況，在GDP崇拜主導下的政府績效考核機制，本來也是霧霾產生的主要推手之一。如此而言，要徹底根治霧霾，減少其存量，遏制其增量，唯有在加強否決類公共產品供給方面下功夫或可有效。

毋庸諱言，唯有權利可以有效地制約權力，發揮監督和“否決”的職能，防止人類在錯誤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在邪惡的道路上越滑越遠。治霾何嘗不是如此。因此，只有用有效的制度性公共產品供給，特別是“否決”類公共產品的供給，才可能有助于隨時叫停或延緩瘋狂的致霾行為。這才是最根本的治霾手段。具體說，唯有建立“閉環式”權力監督機制，“否決”機制，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真正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才是有效遏制霧霾的不二法門，才是還藍天于國民的大道“抓手”。

簡言之，告別霧霾，既不能祈求風雨，也不能仰賴清官。霧霾的大面積持續施虐，不過是“否決”類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物理產出而已。要徹底根治，唯有優化問責機制一途，必須盡快加強“否決”類公共產品的供給。這才是正道大道，也是根本之道。

（作者系中國財稅法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