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探討決策責任終身制需要以責任化政府體制的建立為起點，否則，無論政策評估制度和機制如何完善，評估的手段和方法如何先進，在一個非責任化政府體系中，都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當然，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是責任化的，即使在一些責任化政府之中，責任化的程度和范圍也是不完全的，這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科學、規范的公共政策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性。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對于責任化政府體制而言，公共政策評估的作用并不是完全被動的，其效果也可以反作用于公共管理領域，促進責任化政府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非責任化政府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去追究或無法追究政府責任：不去追究責任是因為缺乏制度約束，而無法追究責任則往往是由于缺乏追究責任原因的手段，從而使責任無法明確；而公共政策評估則可以有效地克服這種缺陷，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從而促進責任化政府體制的建立。由此可見，完善責任化政府體制與建立規范化的政策評估之間，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

就現代政策現象而言，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社會大眾對政策過程還普遍存在著盲動與無知的情況。不論是個人，還是企業組織，不是由于缺乏足夠的意愿，就是由于不具備充分信息、技術、知識、方法，致使系統、規范的政策評估活動難以展開。而在完全的責任化體制之中，政府有充分的主動性去整合這些政策資源，以圖得到現實條件下的有限理性，實現較好的政策效果和目標。良好的制度安排，促進了作為評估主體的政府組織，以最低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和技術成本，對評估所需的各種資源加以整合和利用。在這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只是起輔助作用或只是發生作用的對象，而不能自動整合這些社會資源。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之所以推崇政府的制度化評估，并不是因為政府成員作為個體比其他社會成員具有更高的理性、更多的信息，而是因為在所有社會組織中，政府更有條件、更有能力去整合和利用知識、信息、技術、人才等各種資源，去進行更為有效的政策評估。

事實上，責任化政府只是政策評估能夠發揮效力的基本要求和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公共政策評估的有效性還要受到其他許多因素的影響。在西方評估理論中，評估主體涵蓋了政府組織、非政府公共部門、私營機構、宣傳媒體和普通民眾等幾乎所有社會群體，它們可以通過自身的方式去影響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其中，私營機構等利益集團對政策的影響更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但是，總體而言，即使在西方民主體制下，非政府組織對政策的影響力也是間接的，其意志最終要靠政府部門來實現和執行。所以，在這些國家，政府組織仍是決定包括政策評估在內的政策過程的直接主體。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在政策過程中的作用就更為重要，它決定著社會主義國家意志和人民群眾利益的實現方式和程度，是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重要組織形式。因此，政府組織對政策評估的影響更為重要、更為直接，也是在責任化體制約束下實現政策評估的效率與公平目標的主要途徑。

由此可見，責任化政府體制是決策科學化的前提和基礎。通過充分發揮公共政策評估的作用，可以推進責任化政府體制的構建；同時，責任化政府體制也會使公共政策評估更加有效，從而決策主體的職權和責任更加明確，使政策制定和執行主體責任的追究成為可能，從而推進公共決策更加規范和科學。

決策主體責任終身制的實現途徑

在當今政策實踐中，頻繁的決策失誤及其嚴重的經濟社會后果，已使推進決策主體責任終身制成為公共管理領域的共識。但是，作為保證公共政策質量長效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決策責任終身制必須通過有效的途徑加以實現。具體而言，在未來的行政改革中，應加強以法治為基礎的責任化政府體制建設，推進公共政策評估的制度化，促進決策主體權力和責任的統一，同時注重發揮社會監督的途徑，共同推進公共決策的規范化、科學化。

積極構建以法治為基礎的責任化政府體制。目前，中國的決策主體責任終身制正處于探索階段，其發展還面臨著諸多方面的問題和困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礎和相應的法律規范。其中，責任化政府體制的不健全是最為突出的表現。這里所指的責任化政府體制，不僅是指法律層面上關于行政責任的制度規定，而且包含了管理層面的落實和相應的組織、機制保障，是一種全面、系統、制度化的責任體系。在這種責任化政府體制下，可以根據一定的法律與制度規范，由具有明確職責的組織和人員，按照既定的、普遍認可的標準，去辨識和分析決策主體的責任，使追究決策主體的失責具有明確的法律和制度支撐，從而形成強大的震懾力，增強決策主體的責任意識，最大程度地避免政策失誤，發揮公共政策的應有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