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歐美國家的生態環境狀況，碧水藍天、鳥語花香幾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無需引用太多的數據資料來論證或辯駁。真正的問題是，一方面，這些國家究竟是如何實現這樣一種“華麗轉身”的；另一方面，它們現實中的社會與自然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在何種程度上呈現為一種合生態化的樣態。

盡管歐美之間、歐洲內部之間的動力機制有所不同 ，但它們都成功地利用了市場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實現了污染性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轉移和轉型，從而處在了一個更為綿長與寬廣的經濟發展鏈條的頂端或上游，并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原初意義上的工業污染難題。

就后者來說，我們又必須看到，歐美國家主流性的經濟發展與生產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變。如果把地球而不是民族國家作為觀察點，我們就會發現，歐美國家公民的人均資源或環境耗費水平依然是居高不下的，變化的只是他們把那些最突出的資源和環境耗費環節“置放”在了廣大發展中國家。

歐美國家應對生態環境問題的經驗可供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確實很多，但我們卻不能將其絕對化或“神話化”。準確地說，它們提供的更多是一個生態現代化戰略（“生態改良”）的成功故事，而非一個已然完成的或名副其實的“綠色革命”。可以肯定的是，對于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來說，重復歐美國家的綠色變革道路正變得日趨艱難。

世界性能源轉型的革命性意義

能源轉型的革命性意義在于，除了更高效節約的自然資源開發加工效率，更高可更新能源比重或低化石燃料依賴的經濟，才有可能成為一種經濟競爭力更強、生態安全系數更高的強勢經濟。依此而言，我們絕不能空泛地談論歐洲經濟競爭力甚或其本身的衰弱。相反，由德國等核心歐盟國家引領的“綠色轉型”（它們通常自稱為“能源轉型”或“可持續轉型”），仍然代表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未來方向。

對當代中國來說，能源轉型的革命性同時體現在迫切性和挑戰性兩個方面。對“迫切性”的最好詮釋，是近年來變得漸趨嚴重的大面積霧霾現象。如果沒有對整個經濟發展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轉型升級”，就很難實現對諸多區域性、復合性生態環境問題的源頭控制與治理，也就很難真正解決那些看起來只與能源消費相關的難題。

“挑戰性”的直接涵義當然是實現這樣一種轉型的難度。能源問題在當今中國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是社會穩定與民生問題，因而很容易轉化為社會政治問題。煤炭資源的開發對于我國的某些省區來說，是直接關系到地方財政和勞動就業的社會民生大事，而不簡單是一個經濟部門產值和GDP增速的問題。結果是，國家能源結構轉型的大政方針往往會與某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要求發生沖突，而后者則經常會借助于社會政治穩定等非產業性、經濟性的理由加以“規避”。應該說，我國在包括能源結構等方面轉型升級上所遭遇的諸多掣肘，多少可以歸結為這樣一種邏輯。

總之，某一種能源的出現或消費量變化，未必一定會導向一種新的人類文明，但作為人類文明原動力的能源結構的重大改變，幾乎肯定會具有文明重塑的革命性意義。當然，只有把能源轉型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變革的背景下來理解，我們才會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作為一種革命性思維的生態文明建設

如果以上論述成立，那么，無論是就客觀必要性還是現實挑戰性來說，中國都更應該開展一場完整意義上的“綠色革命”。首先，我們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其實與歐美國家有著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主要不是一種發展階段性的差異，而是一種發展結構性的困境——換句話說，我們所面對的環境問題更多體現為：或由于我們無意間接受了一種反生態性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并已成為這種模式主導下的世界經濟增長鏈條中的一個“必需環節”。因此，簡單地相信“歐美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從現實可能性上來說并不可靠。更為可能的也許是，我們不得不把生態環境代價外部化帶來的日漸增強的困難，主動轉換成為經濟結構轉型與重建上的內源性動力，而這種轉變的核心就是重構我們的發展、經濟，甚至是進步等概念本身——這顯然是革命性的。

其次，我們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已明顯是一種綜合性或復合性的難題。除了環境問題自身的類別、地域之間的高度混合或交叉（比如霧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環境問題與社會政治甚至是文化問題之間的錯綜交織，已經是一個鐵的事實。這意味著，歐美國家過去曾頗為有效的“發現問題、尋求技術方案、解決問題”的應對思路，已經很難奏效。令許多人不解的是，霧霾現象已被發現數年，但我們對霧霾的具體構成和成因依然莫衷一是，更不用說采取系統明確的應對之策。這里凸顯的正是我們學科分化的現代科技和條塊分割的現代行政對環境認知與管治的缺失。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環境挑戰的有效應對，足以構成我們行政管治與科學認知層面上的一種革命性轉向。

由此很容易得出的一個結論性看法是，生態文明建設、尤其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正是對這樣一種“綠色革命”的恰當概括。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理論或話語，我們依然缺乏一種更系統充分的理論闡釋，更缺乏一種廣泛的大眾性民主討論——前者使目前的許多學術研究停留在政治宣傳的層面上，后者則使占最大多數的人民主體難以主動響應。

相比歐美國家的“淺綠色”實踐嘗試，我國有著更多的理由或條件使當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綠色革命”，但這只有在把各種生態環境難題的應對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整體背景與語境之下時才會成為可能。而筆者更想強調的是，相對于“綠色革命”的進程與目標向度，更為迫切的邏輯性前提是話語。如果我們終將無力構建一種具有說服力的綠色革命話語，那么一切也將無從談起。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