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印度獨立以來形成的社會結構既阻礙了生產力可持續性發展，也削弱了印度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潛力。如果將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分為表現為存量的自然資源潛力和表現為變量的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潛力。與中國比較，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只具有自然資源存量優勢，而缺乏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國家能力的變量優勢。中國相對于印度的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國擁有良好的運用其自然資源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由此產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印度要贏得相對于中國的發展優勢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兩點結論的確定是有條件的，即只在當代中國已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參照系和當代印度已確定拉美模式的坐標系中，上述對印度的評估結論才是成立的。由此，我們進一步推導出的結論是：鑒于印度自然資源尚未大規模開發，并對中國保持著相當的后發優勢，32如果未來中國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發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會經濟結構，那么，中國的發展將會落伍于印度。

4．最后，對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印度議會體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這一點使目前“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33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制”不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這正如英國殖民統治留給印度的“議會體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識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勞動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樣。印度這種體制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34從這個意義上說，如無“猛藥”根治，議會制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國家所產生的后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只能是緩慢衰落，乃至——鑒于印度所處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權地緣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覺中瓦解。

理解這些，也就能夠理解，為什么尼赫魯對印度未來出現“銷聲匿跡”的可能如此擔憂。

一個中心曰“忠”，兩個中心曰“患”，這反映了中國人對于統一性的認識。37“貧”字在中國文化中與“弱”相聯，貧，非不富矣，“分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沒希望了，這是中國人的整體認識論。目前中國的一些所謂“普世派”想將中國改造成小國寡民，像瑞士那樣的國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國的災難。君不見歐洲中世紀的內耗到了何種程度，版圖變化就像五彩斑斕的破畫布。歐洲人現在意識到這一點了，其統一速度在加快，其整體性加強了；而在中國和印度，西方人卻鼓動那些不靠譜的“公知”們誘導他們的國家走歐洲曾走過并帶來巨大災難的“威斯特伐利亞”38老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前，與中國戰國時期至少名義上還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歐洲大陸當時至少名義上還在“神圣羅馬帝國”法統下，之后即變成幾十個擁有對等主權且力量相對均衡的政治格局——中國因秦王朝的建立避免了這一結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對等主權共存的形式破壞了中世紀歐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統一性，并使歐洲實質性地陷入碎片化時代——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制度性原因。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只看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國際關系民主化，但沒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來西方動亂的溫床。此后歐洲國家間可以不顧以往類似中國戰國時期的那種哪怕只是情面上的宗法維系而理直氣壯地發動戰爭——這些戰爭最后將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推向印度洋及以此為基礎的世界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