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新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思教授在其所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曾指出，組織是制度變遷的代理實體，勾勒出了制度變遷的方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社區是一個城市的縮影，也是一座城市的基本單元。更為重要的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下，完善社區治理體系，提高社區自治水平，對于更好踐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以及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都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在治理主體“多元化”這一背景下，社區治理本身就成為集體行動的范疇，以至于因外部性、交易費用、機會主義傾向等問題的存在，使得如何激發社區群眾的參與積極性，繼而全面構建多元參與的社區治理體系，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所共同面臨的課題。本期“前沿理論”特邀知名專家，圍繞“社區治理如何走出集體行動困境”展開深入研討。

專家語粹

假如實行政府主導，在重大決策問題上聽取公眾的意見，而不是由公眾參與決策，那么，共同治理根本無法真正實現。

西方發達國家在城市治理過程中已經探索出許多有益經驗，它們充分尊重社區自治原則，對于社區內部可以自行處理的事情，政府部門絕不插手，當然更不會貿然作出決策。然而，一旦涉及到城市公共利益，譬如公共廁所、垃圾轉運站的修建等，就會求助于現代民主決策程序。

社區自治只能成為解決社區內部問題的基本機制。在城市治理過程中，必須堅持民主這一原則， 必須充分聽取社區居民的意見，并且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框架下，依照法定程序作出整體決策。

在一些落后地區，仍然延續著傳統的政社合一的社區管理體制，政府包攬了社區的公共事務， 多元主體和多元社區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尚未形成，造成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或者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務偏離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繼而導致公共資源的浪費。

政府培育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不強，雖然從觀念上接受了多元治理的模式，但缺乏配套的扶持社會組織發育的政策和措施，從而限制了社會組織的成長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