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社活動始末

平社研究相對薄弱的狀況，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相關史料的不足。目前可資利用者，主要是胡適和林語堂的日記，⑤以及胡適《我們走那條路》一文“緣起”部分與潘光旦為《中國問題》一書所作“引言”的相關論述。這些文字雖不能復原平社活動的全部內容，⑥卻也能夠從中梳理出其一年半活動的始末大要。

平社的創立，應在1929年3、4月間。1929年3月，《新月》第2卷第1號《編輯后言》稱“為便于發表我們偶爾想說的‘平’話，我們幾個朋友決定在這月刊外（這是專載長篇創作與論著的）提出另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論’（由平論社刊行），不久即可與讀者們相見”。⑦此處作為新刊物《平論》編輯發行機構的“平論社”，即是平社的前身。

《平論》是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葉公超、丁西林等6位海歸“洋博士”聯合籌劃創辦的一份刊物。但與一年前同樣由他們參與創辦、以發表“在文藝和學術上的努力”⑧為主的《新月》月刊不同，《平論》的辦刊宗旨就是說“‘平’話”，即發表政論文字，實話實說，評議時局。這顯示了他們對于現實政治態度的變化。原本僦居上海的胡適等人并無積極論政的想法，而只是努力于學術研究或文藝創作。然而，時局的發展并不如人意。隨著國民黨“黨治”的擴展，他們越發感受到來自新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在言論、思想控制上的強制壓迫，特別擔憂自己在此種壓迫下有“失聲”的危險。而對國民黨壓迫言論、壓制思想自由的反感，又促使這批曾留學歐美的學人開始重新審視新建立的國民黨的統治思想及其政治作為，由此也就重新引起了他們對于議論政治的興趣。⑨1929年3月23日，胡適在同人推舉之下，同意擔任《平論》總編輯，并隨即撰寫了《我們的自由》的發刊詞；29日，同人聚會，決定于4月10日出版《平論》第一期。⑩

然而，事實上直至5月初，《平論》始終未見出版。11相反，《新月》第2卷第2號又發表《編輯后言》，在遺憾告知“上期預告的《平論》周刊一時仍不能出版”之后，一反上一期的口氣，稱“此后的《新月》月刊，在《平論》未出時，想在思想即批評方面多發表一些文字，多少可見我們少數抱殘守缺人的見解”。12同期《新月》即刊登了胡適《人權與約法》及羅隆基《專家政治》兩文，進而掀起“人權運動”。《新月》的轉向，13使另辦一份政論刊物頓顯了無意義，事實上宣告了《平論》的流產。

而平社的活動，在此之前已經開展起來。4月21日，平社于胡適家中舉行第一次聚餐。隨后又曾舉行兩次聚餐。14《平論》的編輯工作或即聚餐的主題之一。但隨著《平論》的不了了之，平社的活動也開始尋找新的立足點。5月11日，平社于范園舉行第四次聚餐，由羅隆基介紹英國知識分子論政組織費邊社（Fabian Society）歷史。或受費邊社活動形式的啟發，胡適當場提議“請同人各預備一篇論文，總題為‘中國問題’，每人擔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討論，合刊為一部書”。15同人對此提議表示贊同，并各自選擇討論方向，很快形成了一份“平社中國問題研究日期單”。5月19日，平社第五次聚餐，即據“日期單”計劃開始討論。據胡適日記，這份“日期單”執行情況基本如表1。16

1930年2月4日，平社于胡適家聚餐，確定下次聚會內容，即由羅隆基、劉英士辯論“民治制度”。2月11日如期舉行的這次活動似將辯論這一新形式引入平社，但以目前資料論，這種活動形式并未延續。此后，3月1日于徐志摩家討論“伴侶婚姻”，15日由潘光旦演講“天才問題”，及29日由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演講印度政治運動，這幾次活動似乎并沒有像1929年那樣有通盤規劃。18

直到4月初，平社再次恢復了有關中國問題的討論。主題確定為“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同1929年一樣，“分了許多子目，如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19討論從4月12日正式展開。據胡適及林語堂日記，1930年平社中國問題討論情況大致如表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