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在兼顧長期治理和轉型發展的前提下，發展仍然是硬道理，這個戰略方針在任何情況都不能丟，必須長期堅持，發展治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形成改革、發展、穩定、創新互動互補的良性遞進態勢。通過短期對策和長期治理制度建設并重的標本兼顧的應對，同時處理好發展和治理的互動互補的內在邏輯，在未來3～5年中國經濟完全既可維持一個相對較高的增速（7.2%～7.5%），又可進行發展方式轉變和長期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為實現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轉型發展，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創造條件，最終實現長治久安和民族復興大業。

什么導致了當前中國經濟實際增速下滑超出預期

一般而言，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有兩種，一是周期性的，二是結構性的。在世界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總體向好、國內基本經濟環境大致良好的情形下，當前持續4年多下行的性質基本上不是周期性的。通過短期宏觀調控對周期性放緩有一定成效，且只能適當采用（如適時適量降息、降準、發行國債），否則有后遺癥（如2007年后動用幾萬億的強刺激和大規模投資抬拉增長速度所造成的后遺癥），不能解決更為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和治理問題，而這需要通過制度的改革、治理的改革以及結構性的改革，從要素驅動轉向效率乃至創新驅動的改革來推動，也就是從長期治理的角度入手加以解決。盡管結構性的治理改革難以短期見效，但這是根本出路，現在主要靠要素驅動的中國制造業正面臨具有高新技術的發達國家和更廉價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前后夾擊”的雙重挑戰，必須盡快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實現驅動轉型升級。

不過，除了前兩種原因和其他不可控因素外，對在很大程度上還處于“重政府輕市場、重國企輕民企、重國富輕民富”，簡政放權改革還有很長路要走的體制轉型之中的當前中國經濟而言，也許還要再增加一個非常重要的類別，那就是目標管理缺失所導致的不作為，包括政策不作為和做事不作為。由于政府與經濟活動至今密切相關，市場仍未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政商關系仍密不可分，“跑項目、拿批文”是其一大特征。當前各級政府對從事經濟活動的各種程序審批、項目審批、準入壁壘依然眾多，維護和服務性的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的目標還遠未達到，從而政府部門（無論是否該管的）辦事效率的高低成為影響發展包括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去年經濟增長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經濟目標管理缺失從而辦事不積極、不作為恐怕是導致中國經濟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的缺口擴大，最終跌破7.5%的關鍵因素，成為最后一根壓垮駱駝的稻草。其實，只要稍加作為完全應該能夠跨過這個點。

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新常態”的理解出現偏差。“新常態”是指在粗放式的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所支撐的高速增長不能再繼續下去時，在提高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正義安定有序治理方面有所作為，以使得仍處于提升發展階段（還沒有進入平衡增長軌道）的中國經濟保持一個中高速增長。由此，放棄粗放式高速增長的舊常態、提倡政府簡政放權及減少政府的過位，決不應與不作為、放任經濟放緩劃等號，更不意味著經濟增長的大幅、過快放緩，從而自我放松對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堅定承諾和責任心態，出現學生考試只想追求及格結果往往導致不及格，亦即取上得中、取中得下、取下必敗的現象。這種認知上的誤區如不清除，繼續放任這種做法，按照這樣的下降速度持續發展下去，實際經濟增長率有可能會很快掉到6%。

氣可鼓而不可泄！如同正在騰空的火箭、起飛提升的飛機需要保證足夠的動力一樣，中國經濟還沒有達到均衡增長的軌跡，如中央一旦降低要求，自我減壓，那么地方就更沒有動力去尋求增長與發展。今年“兩會”期間各省市下調乃至取消GDP增長目標，其多米諾骨牌效應令人擔憂。同時，當前力度空前的正風肅紀，無疑是正確和必要的，但由于視新常態下經濟增長下滑是自然的，沒有經濟增速目標和上面政策執行力考核的壓力，使得許多政府官員缺乏闖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