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歷史上國內外幾千年的強國實踐，結合現代經濟學理論可以得知，富民強國的內在邏輯在于：欲強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賦私權；保私權，必限公權。這里的私權包括生存權、經濟自由選擇權和財產權。其中，產權的明晰和保障至關重要。秦商鞅就曾以野兔被捕前后的區別為例闡述產權明晰可以起到“定分止爭”的至關重要的作用。產權是否明晰決定了不同的行為模式。當前貪腐猖獗的原因，除了那些干部本身的素質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產權沒有明晰界定及公權力的大量越位，貪腐者通過手中的公權力進行尋租，這是造成腐敗的根本原因，這種通過公權力的腐敗對政體和社會造成的危害及其后果尤其嚴重，從而需要從制度上進行根絕。要盡快讓大量依靠行政壟斷而存在的無效率國企退出市場，這首先有利于從根源上斬斷腐敗的利益輸送鏈條，“反腐”運動中被捕的老虎、蒼蠅背后往往有國有企業的利益輸送；其次有利于釋放出優質的金融資源和人力資源，使生產資源流入更有效率的民營企業；再次有利于向創新驅動的轉型。創新驅動必須依賴于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發揮主要作用。創新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和制度上，要大量轉化為行動和結果，其背后則是民營經濟和現代公司的高度發展，以及現代企業家作為一個群體的崛起。由于逐利的內在驅動，民營經濟是最有效率、最富創新能力的主體，是發展的主驅動。

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主要國家相繼發生滯脹危機后，它們應對危機的手段就是用市場化、社會化的方法來分擔政府壓力，對內放松管制，允許市場中的眾多主體共同參與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創造一種良性競爭環境，迫使其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不斷提高自身效益。同時，用全球化、一體化來共同應對挑戰，對外消除貿易和投資壁壘，推動形成新的全球貿易體系、投資體系和金融體系，以開放來促改革、促發展。在此過程中，并沒有多少國家會因為民營化本身而危害國家的安全，民營化恰恰是現今那些發達國家在當時條件下進一步強大的動力所在。在這個過程中，自然也就解決了政府的過位問題，使政府不再深度地嵌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而是在維護和服務方面進行補位，更加專注于公共服務質量和公共福利的提升，專注于市場的秩序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當然，在中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改革從來就是一把手工程，因而需要強有力的推動力。面對改革阻力巨大的情況，為了改革，短期內有必要將集權作為手段，以此來打破舊的均衡，但這只是作為改革的手段，而不能當作長久的制度安排固化下來。經濟上，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要做的恰恰是放權和分權，將政府的公權限制起來，市場的私權才能得到保障，市場的生機和活力從而才能被充分地激發出來。

這樣，經濟發展、國家治理效果的好壞，取決于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處理如何，而政府、市場與社會正好對應國家治理中的三個基本要素：即法規治理（Governance）、個體激勵（Incentives）和社會規范（Social Norms）。只有三者聯動和互補，方能真正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強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勵性的市場機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疊、長期積淀，會對社會的規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種“無欲無剛”的導向和型塑，增強社會經濟活動的可預見性和確定性，大大節約交易成本。近幾年出現的企業家移民潮、港資外資撤離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與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不確定性有一定關聯。

當然，三種基本制度安排既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也有各自的適用范圍和局限性，需要各就其位及互動互補的聯動。三者中法規治理（也就是法治）還是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環境，具有極強的正負外部性，決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適度，從而也決定了激勵機制設計的效果和社會規范形成的好壞。好的法規治理，不是管制、統制，更容易導致好的激勵機制的產生和好的社會規范的形成。此外，我們也不能忽視文化的重要性。文化是一個具有價值牽引、人文塑造功能，且具有基礎性和戰略性的關鍵環節，對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我的關系的和諧具有重要作用。④

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和豐富厚重的文化，其中不乏足以支撐社會道德重建的思想資源，值得今天的社會重建汲取。我們要珍視中國自身的文化資源，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粹如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儒家“仁愛忠恕”思想、墨家“兼愛非攻”思想等加以綜合運用，并賦予它們新的時代特征和內涵，以形成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當然，在珍視自身歷史文化資源的同時，我們也不能盲目自大、自我陶醉、自我膨脹、自我封閉，自外于世界體系，我們需要的自信是一種開放兼容的自信，真理只有在理性探討和辯論中才會愈辯愈明，而不是動不動用階級斗爭的語言來上綱上線，這樣做只能使得民眾的分歧強化和尖銳化，無法形成最廣泛的共識。因而，中國需要充分汲取世界其他文明體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愛等方面帶有共通性的有益價值元素，將其與國情現實相契合，達到大多數人都能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的共識。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作者與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多位海外大學任教的資深老會長孫滌、文貫中、尹尊聲、張欣及也是學會老會員的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秘書長喬依德等專家進行了大量討論，文中吸取了他們的許多真知灼見，我們對短期對策和長期治理制度建設并重的標本兼顧，特別是發展治理應兩手抓的意見高度一致）

注釋

1、屈宏斌：《中國潛在增長率究竟幾何》，財新網專欄，2014年12月9日。

2、倪星：《地方政府績效評估指標的設計與篩選》，《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3、田國強：《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是實現教育現代化和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基石》，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2010年度政策建議書之三。

4、對這些問題的詳細論述，可參見田國強、陳旭東：《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振興中華變革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