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用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性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在文化上就是實現中國的文化強國夢，要實現文化強國，就必須立足中華傳統文化。可是，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泥沙俱下，如何繼承、如何立足？因此，習近平用典，只有放到秦漢之后中國歷史文化演進的大背景之中，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它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進入春秋戰國之后，先后出現了管子、老子、孔子、孫子、墨子、荀子、孟子、韓非子、商子等大思想家，并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縱橫家、名家等不同的學派，把中華文化推進到繁榮和鼎盛時期。其中對中國影響最大最深遠的，還是道儒法三家。從戰國末期到晚清，中國的思想文化經歷了三個轉型。

其一，是法家思想大蛻變：從法治蛻變為人治。其二，是道家思想大蛻變：從無為而治蛻變為叢林思想。其三、是儒家思想大蛻變：從以道事君變為專制工具。總之，從戰國晚期到晚清，中國的思想文化的轉型是內生型的，其共同的突出問題，一是去精華化，三家的精華大多被抽掉了，因此三家的思想不但沒有發展，反而倒退了停滯了；二是三家的思想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結合，但總體上是互相排斥的。因此，中國文化的發展，就必須要打破原來的文化格局，對過去的歷史文化進行大梳理大融合。習近平十八大后大量引用各家經典，對這種融合創新將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這可以從三個方面體現出來。

第一，提倡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研討班的講話中指出，“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第二，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所謂創造性的轉化，關鍵在于繼承什么、批判什么，在于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他指出，“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習近平一方面高度評價儒家思想，指出“有進步的合理的精華”，但也指出，“孔子思想既有唯心的，保守的一面”。不光是儒家，所有“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搬照用。第三，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就是要公平地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各家各派，打破各家各派的區隔，無論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都可以繼承，不搞獨尊。

所以，習近平在十八大后大量用典，也是本著這種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思想展開的。習近平用典常獨辟蹊徑，如王勃被大家所熟悉的是他的詩句“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但習近平卻引用的他的法治思想“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蘇東坡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本是描寫觀賞廬山風景時的感受，但習近平引用此詩卻在于希望人們換個眼光看問題，表達的是一種辯證思維。他引用的經典，反映了他對各家思想的梳理和批判性繼承；他引用了各家各派的思想，把不同的思想巧妙地融合于一體；他以道儒法三家為主，但也廣泛引用其他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的思想；他引用的是幾千年幾百年以前的思想內容，反映和論證的都是當代的現實問題；他引用古人不是為了守舊，而是為了創新；他繼承過去不是倒退，而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這些都是習近平對中華歷史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