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有學者指出，“非此即彼”的兩分法是人們自己的抽象思維的習慣造成的，它并不是客觀存在。把個體與整體截然對立起來，正是這種思維方式的一個典型。從系統科學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其實并不難講清楚。當個體組成整體或者系統的時候，由于“１＋１>２”，已經形成了新的質和量，用系統科學的術語，新的層次涌現出來了，形成了新的實實在在的主體——整體或者系統。這個新的主體，有它自身的、不同于個體的行為規律和價值取向。個體和整體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不是絕對沖突的。它們的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沖突，又有聯系，這就是系統的復雜性。舉個簡單的例子，股東、管理者、普通員工組成了一個企業，企業辦得紅火，三種成員都得利，企業垮臺，大家都受損失，這是一致的方面。企業利潤如何分配，在這方面三種成員的利益又是相互沖突的。關鍵是如何協調和平衡。如果從根本上就不承認企業是一個主體，或者認為企業就是管理者或股東的，企業利益就是管理者或者股東的利益，各方只會是各執一詞，你爭我奪，那就散伙了事。如果用這樣的思路看待和處理社會矛盾，那就必然走向矛盾重重、沖突不斷、社會不得安寧。今天的世界不就是這樣嗎？

回到《國富論》，亞當·斯密創造性地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意義，指出分工提高了效率，創造了財富，并且從專業化和機器的發明等方面，很有說服力地進行了論證。（見《國富論》前三章）然而，深入地閱讀就會發現，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基于合作的分工才能有效地、持久地創造財富。相反，他在第二章中，提出了一個導向另一個方向的、很值得懷疑的命題：“交換導致分工”，他指出：“是人性中的某種必然傾向導致了分工的出現。這種互通有無、以物易物、互相交易的傾向……”③雖然他對此似乎不大有把握。他說：“我們現在不去研究這種傾向是否是人性中一種無法透徹解析的本能，也不去想它是否更可能是人類理性和語言能力導致的必然結果。”④在這里，筆者無法對于交換和分工的關系展開深入的討論。筆者只是指出，并不是所有分工都是由簡單的等價交換所導致的，許多分工是為了合作，即形成整體、完成分散的時候不能做到的某些事情。用系統科學的語言來講，許多分工追求的是“1+1>2”所帶來的新的質，這是無法用量的累加或者比較進行度量和解釋的。

如果說，在亞當·斯密那里，這是理念上的一點偏差，那么到了他的那些喜歡絕對化的后繼者那里，就成了“經濟人假設”，就變成了對于整體和整體利益的完全排斥。到了實踐中，就成了“一切向錢看”、“一切按錢算”、“有錢能使鬼推磨”。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從中世紀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的人，重新變成了資本和既得利益的奴隸。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工業時代的理念上的偏差。這真可以說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羅素說過，“只有合作才能拯救人類。”⑤這是很有道理的。

這和我們現在討論的“互聯網+”有什么關系呢？從前面討論的風險和挑戰，我們就可以看出，正是這種理念上的偏差，以及在這種理念下形成的工業時代的生產關系，在現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面前，遇見了重重困難，工業時代的體制和理念的、固有的內在矛盾充分地暴露了出來，到了非要解決不可的程度。正是“互聯網+”，把這種矛盾和沖突，凸現在我們面前。推動我們進行理念的根本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