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對華政策由戰爭“不擴大”向“武力解決”方向發展。1938年4月1日，在軍部的推動下，日本制定并公布了“國家總動員法”。日本進入“戰時體制”，政黨和議會的作用被削弱，軍需工業膨脹，統制經濟大規模實施。但是，經濟軍事化并沒有拯救日本，因為日美開戰比石原莞爾預想的早了10年，日本并沒有做好準備。或者說，再準備10年日本也沒有能力贏得“世界最終戰爭”的勝利。另外，對外侵略擴張不僅沒有擴大日本的國家利益，反而使日本的人力、財力遭受超出預想的損失。1940年日本的GDP為2,097億美元，但到了1945年降為1，568億美元。1935年日本的財富積累為1243億日元，但二戰結束時僅剩747億日元。軍國主義者發動的侵略戰爭不僅給被侵略國家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同樣也給自己的國家帶來毀滅性打擊。

“大東亞秩序建設”：軍國主義戰略目標的理論根據

大川周明在其《大東亞秩序建設》一書中提出了他的“東西對抗”理論，即“在一切戰爭中，規模最壯大、意義最深遠的要屬世界史上兩個至大至高的對抗個體—東洋與西洋、亞細亞與歐羅巴之間所反復進行的戰爭”。⑦他指出，“世界史上的兩個文化單位—亞細亞與歐羅巴，一方面各自在其內部經過多次戰爭使各自的特性得以鮮明地發揮，另一方面經過雙方的對立、爭斗使新文化得以產生。”⑧由此，大川周明便得出了戰爭創造文化的結論。大川周明認為，在世界史上東西兩大勢力的“最初沖突”發生在波斯與希臘之間。而此前的斐尼基西漸與新興希臘的東漸所帶來的沖突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亞細亞歐羅巴爭斗”。不過，二者的角逐促進了歷史的迅速發展。在公元前7～6世紀時，作為歐洲文明不朽基礎的“希臘精神”便有所展現。與此同時，波斯帝國也統一了印度以西的古亞細亞各文明國家。他把公元前500～499年的波斯戰爭看成是真正的“東西之戰——亞細亞與歐羅巴最初的沖突”。波斯戰爭促進了希臘國民的覺醒，使希臘文明最終形成。希臘文明與羅馬文明、錫伯萊文明一起成為歐洲文明的三大支柱之一。希臘與波斯的歷史便是歐洲與亞洲歷史的縮影。前者文化精神的特征是注重理性、獨創、崇尚自由、進步，而后者的文化精神是注重信仰、傳統、統一、保守。大川周明在二者的對比之中找到了東西對抗的歷史的、文化的依據，并確立了自己東西對抗理論的前提。

在所有的“東西對抗”中，大川周明認為，蒙古民族表現出了“純乎又純的亞細亞民族”特色。1219年蒙古人大舉西征，7年后他們幾乎征服了中亞的全部以及南俄羅斯的一部分。窩闊臺繼承了成吉思汗的遺志并于1235年第二次揮師遠征歐羅巴。5年之內，他幾乎平定了中俄、南俄的全部，同時挺進波蘭，經略東德，奪取整個匈牙利、大半個奧地利以及巴爾干諸邦并長驅意大利威尼斯。蒙古“征西軍”的目的就是想“統一世界”、贏得“后世無限的尊敬”。大川周明積極評價了蒙古西征說，蒙古人在創建“世界帝國”的過程中，表現出“亞細亞人作為統治者、支配者所具有的人種本能”。在這場征戰中，歐洲與亞洲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從13世紀開始一直到16世紀這段時間，是歐洲懾服于亞洲的時代。然而，在近代的300年中，所有的非白人都在歐洲人面前甘拜下風。他認為，這種狀態在1904年日俄戰爭后有了改觀。

從上述大川周明的東西對抗理論看，第一，他的戰爭觀明顯地受到霍布斯理論的影響。即戰爭是國家之母的理論。第二，他的文明觀是建立在“沖突”理論基礎之上的。即早在戰前，大川周明就已經開始運用“文明沖突”理論來解釋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異文化之間的矛盾現象。“文明沖突”理論以及“東西對抗”理論，在“只許歐洲放火，不許亞洲點燈”的近代，無異起到了為亞洲啟蒙的作用。但同時，這一理論的提出也為日本任意發動戰爭提供了理論依據。另外，大川周明對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道德性與破壞性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區別，只是一味地強調戰爭對文化傳播的意義。尤其是他把戰爭放在東西對抗的天秤上進行價值判斷與衡量，這對軍國主義分子發動侵略戰爭的正當性給予了錯誤的肯定，同時也為后來日本人在所謂“大東亞戰爭”問題上形成不正確的歷史認識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綜合地看，大川周明的東西對抗理論有如下幾個特點與作用:第一，揭示了戰爭的世界史作用。第二，強調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便是東西兩洋對立、抗爭、統一的歷史。第三，為亞細亞主義提供了思想文化依據。第四，強調要想建立世界“新秩序”，日美戰爭不可避免。如果說石原莞爾為日美開戰準備好了物質基礎，那么，大川周明就為日美開戰準備好了精神食糧。但不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都與剝奪中國密切相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