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兩山理論”之所以釋放如此巨大能量，其生命力在于這個理論順應了時代和農村、農民的需要。

一是“兩山理論”順應了生態文明時代發展需要，抓住了時代的機遇。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是當今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正是由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業化以及霧霾嚴重的城市病，倒逼綠色消費、生態消費成為新時期生態經濟發展的新市場和新動力。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能夠滿足這種綠色消費的青山綠水資源恰恰在鄉村，是時代給鄉村綠色發展帶來了新機遇。

二是“兩山理論”順應了農村發展需要，找到了鄉村發展優勢。習近平的“兩山理論”，不是讓鄉村模仿城市搞發展，讓農村也搞工業化，這不是農村的優勢；而是讓農村自己擁有的青山綠水變成財富，讓農民熟悉的鄉土文化變成鄉村旅游資源，把農村傳統農業辦成休閑、旅游農業，這些資源是農村有而城市沒有的稟賦優勢。農村不能發展，不是農民愚昧落后，而是沒有找到農村發展的稟賦優勢，而“兩山理論”正是順應了農村的獨特優勢。

三是“兩山理論”順應了農民的需要，找到了鄉村發展原動力。習近平“兩山理論”在浙江農村落地，表現為各種類型的鄉村生態產業發展，但最需要關注的是在浙江鄉村充滿生機活力的另一種新業態，即農家樂。目前在中國農村廣泛出現的集經營青山綠水、鄉村文化、生態農業為一體的農家樂、牧家樂、漁家樂，是當代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舉。而習近平的“兩山理論”既是這一創舉的指導理論，也是對這一創舉的理論表達。

鄉村發展新變革：縣域治理做文章

從微觀看，“三農”問題是農民與農村發展的問題；從宏觀看，“三農”問題是關系治國安邦的大問題；從中觀看，“三農”問題的解決又涉及到縣域治理問題。可以說鄉村雖小有乾坤，事關天地人。如果說習近平的鄉村本位理論，是決定“三農”問題解決之道、鄉村定位的“天”的問題，那么“兩山理論”則是鄉村發展如何落地的“地”的問題，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一直關注的縣域治理，則是解決“三農”問題中“人”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關于“三農”問題的思維，是一個包含天地人三者系統協調，充滿著“致廣大而盡精微”的中國智慧的思維。

“郡縣治，天下安。”縣域占了中國國土面積的89%，戶籍人口的70%。經過幾千年形成的中國縣域區劃，已經成為一個相對穩定地承載著中國多樣性的自然生態、政治生態與文化生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縣域是我國最大的行政單元，決定了中國不能走向西方式的以“城域”替代“縣域”的單一治國之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嘗試走的市管縣的管理體制，實踐證明并不適應中國國情。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十分重視縣域治理問題，圍繞縣域治理主抓了三件事：一是明確定位縣域治理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與功能。習近平把縣域治理形象地概括為既“接天線”又“接地氣”的重要國家組織。縣一級工作做好了，黨和國家全局工作就有了堅實基礎。二是抓關鍵，明確提出縣域治理的關鍵是縣委書記。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非常重視縣委書記在縣域治理中的作用，對縣委書記提出一系列高要求。三是樹標桿，以焦裕祿為樣板，對全國優秀縣委書記進行表彰與激勵。

縣域治理既是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重大戰略問題，也是系統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治理保障。習近平關于縣域的治理思想與鄉村本位思想一脈相承。習近平的鄉村本位理論，明確提出中國城鎮化不能走西方式城市替代農村的單極化發展之路，中國國情決定中國必須走城市與鄉村兩元共同發展的城鎮化之路，由此決定了國家治理體制也不能走單純為城市服務的單一城市的國家治理體制，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需要，走縣域與城域兩元并存的中國特色國家治理之路。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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