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的標準化處理

為了增強測評結果的科學性和可比性，在對指標數據的選擇和設定過程中，我們應用了此前測評研究中連續使用過的具有單調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數功效函數，對五個二級指標數據分別進行了無量綱化和標準化處理。該功效函數的具體形式如下：

該功效函數中，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們將其區間控制在了60-100之間，x是觀測值，也就是各指標數據的實際統計值，xh是滿意值，xs是不允許值。一般來說，正向指標滿意值取各指標的最大值，不允許值取其最小值，但諸如貧困率這樣的指標是逆向指標，滿意值應取其最小值，不允許值取其最大值。在操作過程中，經過功效函數的轉換之后，就可將各城市的指標數值全部轉換為60-100之間的得分。因此，在我們構建的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中，最低生活保障參保人數占總人數比重的觀測值越大，得分越低；其他四個二級指標則相反，觀測值越大，得分越高。

測評結果及各城市今后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路徑

結合各二級指標得分及其權重，我們分別計算了15個城市的底線公平度、機會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得分，并依據三個分項公平度得分的由高到低分別對15個城市進行了排名；再結合三個一級指標的權重，我們進一步計算了15個城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總得分，并依據總得分的由高到低對15個城市進行了排名。通過對各城市間各級指標得分及排名進行比較，我們分析了各城市在公平發展方面的突出亮點，并同時找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了各城市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對策建議。

廣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排在首位。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市具有較高的底線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且該市的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也靠前（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4、第5）。但依據各二級指標的比較分析結果，我們發現，該市中高等教育完成率的排名偏低（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4），同時，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相對偏低（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9）。為此對于該市，繼續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西安：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2，人均GDP水平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4，屬于人均GDP水平相對落后，但經濟社會公平度相對較高的城市。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市具有比其他城市更高的機會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均位列第1）。但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排名靠后（位列第12），說明最低生活保障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較高。為此對于該市，在繼續促進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過程中，通過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南京：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3。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市具有較高的機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2），同時底線公平度、分配公平度的排名均相對靠前（在15個城市中均位列第6）。但對15個城市機會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的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南京市中高等教育完成率的排名偏低（在15個城市中排在末位）。此外，對分配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的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南京市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相對偏低（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0）。為此對于該市，繼續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沈陽：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4。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市具有較高的分配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2）和中上水平的機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7）。但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后（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0）。而且，對15個城市機會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的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沈陽市九年制義務教育完成率相對較低。為此對于該市，通過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以及提高義務教育普及率，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