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仍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中國也處在新舊產業和發展動能交替的關鍵期。在這歷史轉折階段，一方面要對傳統增長動力進一步挖掘，通過模式重構，結構調整、路徑優化、產業升級改革“存量經濟”；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培育新興增長力量，發展“增量經濟”，釋放“新經濟”增長動力。因此，以“新供給”替代“老供給”勢在必行。

——亞夫

中國經濟正處在動力切換、結構轉變、階段更替和風險緩釋的關鍵時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意味著我國要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2%-3%的增速高出約4-5個百分點。在原有增長機制和主導產業衰退的同時，需要培育出影響面廣、潛力大的新主導產業，將潛在的供給需求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增長動力。

“老供給”動力不足，舊常態模式難以為繼

中國經濟正處在動力切換、結構轉變、階段更替和風險緩釋的關鍵時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意味著我國要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2%-3%的增速高出約4-5個百分點。在原有增長機制和主導產業衰退的同時，需要培育出影響面廣、潛力大的新主導產業，將潛在的供給需求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增長動力。

1．傳統要素增長紅利放緩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表現出“高增長、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成本”等顯著特征。2000-2013年，全球經濟GDP平均增速為3.68%，同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速10.6%，幾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國GDP總量達到10萬億美元左右。然而，近年來隨著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的空間逐步縮小，技術追趕和要素轉移的步伐相應放慢數量型擴張的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實現高速增長，特別是隨著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給效率下降，中國也面臨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頸。

一是“高投入”難持續。以資本投入為例，中國35年來保持較高的資本形成率，特別是2000年以后，資本形成率呈現快速上升勢頭，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個百分點。與國際比較，幾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

二是“高消耗”難持續。隨著中國經濟規模日益擴大，現有的經濟合作模式所面臨的資源與環境壓力越來越大。目前來看，中國單位GDP能耗盡管有所下降，但依然為高收入國家的1.8倍，中等收入國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

三是“低效益”難持續。增量資本產出比顯著提高，投資效率嚴重降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下降的內在要求。雖然通過加快投資可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但也可能帶來投資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根據測算，2005年，每新增一個單位GDP，需要增加投資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進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資本產出比已經上升到4.3元的較高水平。

四是“低成本”難持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進入到下降階段，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進一步下降甚至負增長。按照國家統計局統計，2012年中國15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3727萬人，比2012年末減少345萬人，2013年進一步減少227萬人。根據人力模型預測，“十三五”期間勞動年齡人口還將平均每年減少200萬人左右。

近年來，影響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已發生了明顯變化。根據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估算，全要素生產率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從1978-1994年間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間的31.8，并預計進一步降低為2010-2015年間的28.0%。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資增長所導致的資本勞動比的升高。在上述三個時期，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從45.3%提高到64.7%，并預計提高到65.9。單純依靠物質資本的投資作為供給方面的經濟增長源泉，顯然是不可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