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調動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是對的，但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擴大地方自主權不總是對的，也不總是錯的，關鍵是在什么時期在什么條件下去擴大。如果需要集權時去擴大地方自主權，或需要分權時加強集權，都會適得其反。關鍵是要了解這個歷史時期國家的工作重心。利用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集權與分權的博弈。中央在目標既定時，是集權多一點還是分權多一點，取決于完成這一目標效用最大化的那一個。

四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現在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制度一大優勢就在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兩個積極性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把中央積極性放在主導方面。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簡單地拿中國同瑞士等國比，也不能同只有200多年歷史的發達美國比。即使它們，中央與地方關系也經常出現問題，比如英國。1992年后“三亂”的錯誤，今天地方債務的問題等等，都與不適當地擴大地方自主權有關。

五是研究新中國中央與地方關系要放在世界背景中考察。研究改革開放前30年新中國中央與地方經濟關系應考慮當時的國際環境。新中國的成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優先發展重工業、實行計劃經濟等黨和國家的大事無不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構成、特點及其演變也應與國際環境有關。因此，研究、評價中央與地方關系應具有世界眼光。

（作者為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社科部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史專業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4YJC850014）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96～397頁。

②高秉雄，李廣平：“論地方自治”，《山東科技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③詹步強：“試論我國中央集權—地方分權混合體制的合理性”，《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8期。

④沈立人，戴園晨：“我國‘諸侯經濟’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經濟研究》，2006年第6期。

⑤李新安：“我國中央、地方政府區域調控的利益博弈分析”，《財政研究》，2004年第4期。

⑥孫立平：“中國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經濟研究參考》，2005第68期。

⑦《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9~731頁。

責編 /張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