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區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減稅

供給學派希望通過減稅提高勞動供給、勞動生產率和投資，刺激潛在經濟增長率，但美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并不盡人意。在刺激勞動方面，1982-1989年勞動力年均增長1.6%，和前五年大體相同；在勞動生產率方面，1973-1979年平均增長1.1%，1980年代還是1.1%；1980-1992年，私人投資占GDP僅為17.4%，而1970年代為18%；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到新增社會總收入的70%；預算赤字大幅攀升，從1980年占GDP2.7%攀升到1986年5.2%，1992年為4.9%。1980-1992年，聯邦債務占GDP比重從20%多上升到50%以上；美國平均增長率在1979-1990年為2.3%，這之前1973-1979為2.4%，1969-1979為2.8%。可見，減稅之后的潛在增長率還不如以前。美國的實踐表明，勞動供給對所得稅的反應非常微弱，在里根政府減稅后，供給量并沒有大幅度上升，綜合結果基本為零，可見，拉弗曲線僅是一個理論假設。在我國稅收進入低速增長階段、財政支出又具有剛性的情況下，主要依賴減稅更會大幅度提高財政赤字。結構性改革需要的是政策組合拳，主要通過體制改革來提升潛在生產率。

誤區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集中力量擴大供給

這種觀點看似合理，但卻是一種以偏概全、容易產生誤導的觀點。這是因為：

這種觀點容易回到關注供給量的老路，而不是提升質的新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供給端挖掘新常態下消費結構升級潛力。在新常態下，我國排浪式消費模式結束，強調個性需求。在互聯網的助力下，調控的關鍵點是結構改革，具體政策發力點是供給側，目的是提升有效供給。在具體問題中，如果僅關注到政策的供給側，就容易忽略改革，發生新常態下另一種形態的產能過剩。因此，我們需要將重點放在改革，以提質增效，而不是盲目擴大供給。

這種觀點導致片面強調供給，忽視需求。需求和供給的矛盾是市場經濟的一般性矛盾。強調供給是因為這是當前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忽視需求條件是不能解決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的。首先，供給需要和需求相適應，片面強調供給容易忽略需求結構，盲目追求一些新產業，但是，因為和需求脫節，最終這些行業只能是財政補貼的產物，浪費了資源。其次，供給結構調整過程中會出現摩擦性失業上升等問題，這會在短時間內對經濟造成較大的壓力，這就需要適度擴大需求規模，為供給調整創造空間，以空間換時間，為完成供給調整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