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可以對法治國家建設目標提出某種要求，或設定某種標準，可以對法治國家的治者提出某種要求，或對治者能否堅持自己的選擇表示擔憂，但這類要求是否合理，這類標準是否符合實際，這類擔憂是否一定可以避免等，都不影響一個國家實行法治這種治國方法。只要一個國家的治者選擇了法治并實際地服從“法律的統治”，這個國家就實行了法治，就走上了法治國家的建設之路。   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規則之魂   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法是可以普遍適用的，它既可以用于古代國家，也可以用于近代國家和現代國家；可以用于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用于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普遍適用的法治非常簡單，只是要求“從法”，或“治者從法”，但適用于不同國家的法治卻可能樣態各異，豐富多彩。這是因為不同的“從法”而治的國家所“從”之“法”是不同的。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國情，也就會制定不同的法。正是所“從”之法有不同，決定了同樣實行法治的國家卻可以創造出不同類型的法治。

我國已經走上依法治國之路，實行的法治是社會主義法治。這樣說不只是因為《憲法》第五條把我國法治建設的目標規定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走法治道路，建設法治國家是我國《憲法》所做出的嚴肅的規定和莊嚴的宣告。而宣布“實行依法治國”的這部憲法是社會主義憲法，是將社會主義制度憲法化、制度化的憲法。它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干，包括基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外交制度、社會文化制度等。把法治建設的目標規定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不是其他類型的法治國家，是這部憲法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寫在這部憲法中的法治的必然走向。

社會主義法治與資本主義法治怎樣才能區別開來，怎樣才能保證在我國實行的法治必然走向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呢？貼標簽不能決定法治的本質，黨的文件宣布“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黨員、黨的領導干部是個告誡，對全國也具有引導作用，但保持法治的社會主義屬性不能寄希望于此。如前所述，法治是規則之治，而規則之治的核心是治者從法，決定法治特性的是規則。規則的系統性不同，法治的完善程度就不同；規則的性質不同，法治的性質也就不一樣。歷史上存在的法治之所以可以劃分為不同類型，說到底是由相關國家奉行的法律（規則）不同決定的。資本主義法治和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區別不是由不同國家的法治建設者的宣言決定的，不是由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制度標簽決定的，也不是由開展法治建設的歷史時期不同決定的，而是由相關國家所實施的法律的不同決定的。之所以說寫在我國憲法中的法治“必然走向”“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因為這部憲法提供的規則，為其他規則的創設提供的準則是社會主義的。比如，《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樣的規則之治無疑是社會主義的法治。

要保證法治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必須保證法律保持社會主義本質，必須給“規則之治”中的規則輸入社會主義精神。保持法律的社會主義本質，確保“規則之治”中的規則保持社會主義之魂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不值得擔憂的事。不管是國內的市場經濟，還是經濟全球化趨勢對我國的影響，對社會主義都具有很強的沖擊力，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人們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一定的銷蝕力。比如，不管是“市場”的習慣還是全球化的要求，都傾向于把自然資源國家所有從國家壟斷改變為自由占有，從國家所有制改變為自由財產權。?再如，就在我國《憲法》承認的“按勞分配”和非以“勞”為衡量尺度的其他“分配方式”之間，一般社會成員，包括作為共產黨員的社會成員，都不會拒絕其他“分配方式”帶給自己的比實行“按勞分配”更多的收益。

在現代世界上，談法治并不難，走法治之路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但堅持法治的社會主義屬性，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卻并不是很容易。這一點似乎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即使是那些積極主張推進法治國家建設進程的人們，也沒有對法治的社會主義性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如何保持法治的社會主義性既是學術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我們應當給予高度的重視。在黨中央正式發布《依法治國決定》的時刻，在我國法治建設將要進入快車道的大好形勢下，應當旗幟鮮明地宣傳社會主義法治，堅定不移地維護法治的社會主義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