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器皿紋飾作為抗戰宣傳的重要媒介之一，擔當起宣傳、教育、發動大眾等職能。文章以建川博物館藏抗戰時期生活器皿紋飾為研究對象，通過相關文獻研究、田野調研并結合圖像學方法，探討了抗戰時期生活器皿抗戰題材紋飾的分類、特征，透視其深刻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內涵。

【關鍵詞】抗戰時期生活器皿　紋飾特征　建川博物館

【中圖分類號】K876    　　 　　　【文獻標識碼】A

緣起及理路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民族革命戰爭。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大批從事生活器皿藝術的人們和所有拿起刀槍的戰士一樣，為了民族的生存英勇地戰斗著。他們制作“抗戰救國”等紋飾生活器皿，以器皿為載體投入到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中，成為抗戰宣傳的重要力量。本文以抗戰時期生活器皿紋飾為研究對象，以建川博物館藏抗戰時期生活器皿為例，結合歷史學、社會學、藝術學等相關學科，通過正向掃描與逆向推理的研究邏輯體系，探索這一時期生活器皿紋飾的時代特征及文化內涵。

《圖像證史》一書的作者彼得·伯克在該書中指出，圖像作為一個時代的視覺印痕，是一種重要的歷史證據形式。生活器皿作為日用品與文化載體而存在，可以從它器型的款式，紋飾的題材、內容，題詞、題詩或款識上，看到各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狀況，銘刻在器皿上的時世感慨，是各個歷史時期真實的社會記錄和歷史根據。

法國藝術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一書中寫到：“每個形勢產生一種精神狀態，接著產生一批與精神狀態相適應的藝術品”。①“形勢”與“精神狀態”發生于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因而“藝術品”應有其相應的歷史價值。抗戰時期的生活器皿雖小，但形成其紋飾的“形勢”背景文化很大，作為一個“時代的視覺印痕”，其“精神狀態”的內涵極其深厚。在抗戰這段烽火連天的特別歲月里生產使用的生活器皿已遠遠超出器皿的基本使用、裝飾功能，成為進行抗戰救國宣傳的特殊載體，其紋飾也因此體現出特定的社會狀況、藝術風格、文化內涵和歷史意義，具有很強的認識價值與史料價值。在當下，對這種“具有民族智慧的造物思想”的歸納提煉和對民族文化的“回溯”和“解讀”并挖掘抗戰記憶是時代的需要。

紋飾造型分類

建川博物館館藏的抗戰時期生活器皿文物主要陳列于抗戰系列的中流砥柱館、正面戰場館、不屈戰俘館、川軍抗戰館中。通過田野調研，在抗戰系列四大館中收集的抗戰時期抗戰題材紋飾生活器皿共計124件（套）。

經系統分類歸納整理，建川博物館藏抗戰時期生活器皿包括瓷盆、瓷罐、瓷碗、粗陶碗、瓷杯、瓷碟、瓷盤、瓷壺、瓷缸、砂鍋、鐵桶、瓷壇、瓷筷籠、瓷瓶、瓷筆筒、竹筆筒、銅酒壺等品類，以陶瓷器、竹器為主，也有少量銅器、鐵器。

表1：建川博物館藏抗戰時期生活器皿紋飾分類表（作者繪制）

筆者對采集到的抗戰時期生活器皿按紋飾類型、內容進行分類（見表1），可以發現：抗戰時期生活器皿的紋飾類型主要有兩類：一類為組合型，以傳統仁人志士、神話人物、山水、花鳥以及飛機大炮等圖形結合“抗戰文字”組合呈現；另一類為單一型，以“抗戰宣傳口號”的文字為內容直接書寫于器皿上。

通過紋飾內容可看出其與自然、社會、歷史、文化間的對應關系，或借傳統仁人志士等傳統題材借古說今，或以山水圖景映射急需“還我河山”的現實境遇，或直書“抗日救國，匹夫有責”感召民眾凝聚團結抗戰的力量，或呼吁“提倡國貨”積極開展經濟抗戰以致全面抗戰……

總之，紋飾題材主題鮮明，表現內容廣泛，形象生動醒目，集曉諭、鼓動、諷刺、揭露、鞭撻于一體。另可見紋飾造型題材與內容并非由人們大腦中幻想出來的，而是來源于頻繁戰爭的時代大背景，反映了中華文明發展的特殊時代主題，體現了中華民族在特定抗戰時期共同抗日、一致對外的心理和民族情結，也凸顯了特定歷史時期造物的典型“精神狀態”。可見造型從視覺到精神轉換的感召在全民族團結抗戰中展現出巨大力量。

紋飾特征解析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社會發展和心理發展在特殊的抗戰歷史時期孕育出了特定的抗戰宣傳文化，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下衍生出的生活器皿紋飾也承載著這段特殊時期的文化內涵。綜合分析采集的生活器皿紋飾，可歸納出其作為抗戰宣傳文化特別形式所具有的紋飾特征，即歷史的傳承性、主題的時代性、文化的普適性和史實的記錄性。

歷史的傳承性。“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之魂，并因為中華民族的自覺、自省與自強不息而發揚光大，因而審視其歷史傳承性，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內在要求。”②生活器皿紋飾文化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相互交融，紋飾通過題材、內容、工藝技術等手段將歷史積淀的審美標準和民族精神世代相傳。精神制約內容、內容反映精神，不同時代的精神需求使得器皿紋飾有著不同的題材主題和表現內容。

抗戰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其特殊性，正值中華民族與外來侵略者間進行生死存亡斗爭的特殊時期，民眾普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產生了民族團結抗戰、抗戰勝利等共同心理，隨即體現于器皿上。

這一時期生活器皿紋飾體現了極強的繼承歷史文脈特征，主要目的是借古說今，內容表現為借傳統仁人志士和民間神話形象抒發抗戰情感。

器皿上運用傳統仁人志士形象或民間神話形象裝飾蘊含著強烈的民族文化意識，這種化作抗戰形象代表的仁人志士和神話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傳播功能和強大的信碼效應，其主要根源在于它承載著社會特殊時期、各階層民眾的共同抗戰心理愿望。

抗戰時期不論傳統神話題材如“鐘馗打鬼”，還是仁人志士題材如“木蘭從軍”，均廣泛運用于各類生活器皿的紋飾裝飾上，以一種與時代生活氣息相適應的方式使民眾形成積極抗戰的決心。

如藏于建川博物館中的“鐘馗打鬼”瓷杯，瓷杯上的鐘馗高大威猛，是中國抗日軍人的體現。另繪有兩鬼，一鬼坐在地上待誅，另一鬼則躲于石后，兩鬼神情惶恐，這里將兩鬼比喻為“日本鬼子”。瓷杯正面落款：“紫面藍袍鬢插花，驅邪降福仰卿家。而今到處妖魔厲，切莫寬容縱放他。子聰課長清玩，萬仞贈于浮梁軍次，黟山樵子大凡王并題。”該瓷杯由著名“珠山八友”之一的藝術家王大凡先生制作，是陳萬仞將軍贈予子聰的。

傳統神話形象或仁人志士人物的代表性符號從出現到現在，集抒情需求與文化寓意于一體，造型內容日臻完善，經過歷史的不斷更替，歷久不衰，成為極具民族特色、深入民心、群眾基礎極為深廣的藝術形態。

主題的時代性。“從人類的文明史看，一定的文化（狹義的）凝聚著民族的歷史、時代的特征和特定的制度基元。”③因而把握抗戰時期生活器皿紋飾的“主題時代性”特征是研究特定歷史時期文化的客觀需要。由于頻繁的戰爭激發了生活器皿制作藝人對抗日救國的熱情，他們將視野轉向對中華民族危亡和廣大民眾生活的關注，以畫筆、刻刀等工具為武器在生活器皿表面題寫、制作抗戰宣傳口號等抗戰宣傳紋飾，使抗戰時期生活器皿紋飾的內容、題材與當時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現實生活緊密相聯，生活器皿紋飾一時出現了以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為題材的新局面，形成鮮明的時代主題特征。

生活器皿紋飾不論以傳統仁人志士為描繪對象抒發抗戰之情還是表達中華民族“勿忘國恥”、“鐵血救國，抗戰到底”、“收復失地，還我河山”、“上下同心抗戰到底，軍民一致團結向前”、“抗戰必勝”等題材，大多都采用彩料直接將文字或圖畫題、繪在茶杯、茶壺、茶盤、砂鍋、飯碗、花瓶、筆筒等器皿上，力求在內容和題材上更貼近人們的現實生活，并觸及人們迫切關心的民族奮戰到底的現實問題，以便時刻喚醒民眾團結起來共同抗日，達到最大發揮動員抗戰宣傳的作用。

如建川博物館中的“抗戰建國”紫砂陶汽鍋，鍋蓋上醒目書寫著“抗戰建國”四個大字，鍋底刻有“建水向逢春制造1940年”款識，鍋蓋上的“抗戰建國”大字似乎在暗喻只有取得抗戰勝利建立新中國才能使身在水深火熱中的人們有飯可吃過上溫飽幸福的生活，可見其表達了民眾對抗戰建國的現實渴求，也折射出抗戰時期生活器皿紋飾表現主題的時代性特征。

文化的普適性。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沒有普遍而深入的抗戰宣傳以動員群眾共同抗戰，就無法取得抗戰的勝利。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明確指出：“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④動員群眾需要堅實有力的宣傳，宣傳要深入到各文化階層民眾中又需要足夠普適性的可靠方式。

在抗戰的歷史大革命時期，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廣大生活器皿制作藝人毅然走出流派與門類的分爭，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革命陣營中，他們為適應抗戰救國的時代需要，不再以單純的藝術創作為目的，而是把宣傳鼓舞抗戰相關內容融入到器皿紋飾創作中，并在各種不同材質、不同器型的生活器皿上進行創作宣傳。

在這個時期，宣傳抗戰的生活器皿不僅種類繁多，而且數量龐大，以最適宜的方式融入到了民眾的現實生活，傳達出最直接而且最有效的抗戰宣傳信息。生活器皿上的抗戰宣傳紋飾類型多種多樣，有單純文字宣傳類，有圖文結合宣傳類。在文字宣傳類中有提倡國貨，號召全民統一抗戰，鼓舞士氣殺敵救國等題材類別，在圖文結合類中，有借傳統仁人志士形象感召民眾抗戰熱情等題材，不管什么內容均形象直白地表現出活生生的現實需求狀況。

類似這樣由器皿藝人為抗戰宣傳特別制作的生活器皿，既滿足民眾日常使用功能，紋飾又帶有很強的大眾化語言，文化的普適性較高，能激發民眾抗戰的激情和愛國的信念，在戰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史實的記錄性。抗戰時期的部分生活器皿，是作為抗戰將士為紀念抗戰事件、抗戰經歷而定制生產的，因此其紋飾直接見證了抗戰歷史，具有歷史真實事件的記錄性。

其一，表現有關抗戰的政治事件的紀念紋飾，如“廬山受訓”瓷壺，壺身寫有“廬山受訓二十六年七月”，該瓷壺是為紀念蔣介石發表“廬山抗日宣言”這個不尋常歷史事件而燒制的，由蔣介石贈予參加“廬山受訓”的宋希濂將軍。

其二，表現將士抗戰經歷的紀念紋飾，如“劉雨亭將軍用瓷器”，落款為“珠山瓷業譽滿環球。余長一四六師，經理轉戰江浙皖贛者四年，辛巳年奉調駐浮愛，制此以作紀念。止開題于長江軍次，文侯敬繪”。該瓷器為劉雨亭將軍在經歷四年抗戰奉調回川之際，在景德鎮制作的紀念品。

又如“抗戰軍人用瓷蓋碗”，碗底款識：“叔皋抗戰表於九江戊寅仲春”。郭緒瀚（1882~1971），字叔皋，成都華陽人。出川抗戰后，曾任第3戰區第23兵站分監。瓷蓋碗是郭緒瀚于1938年春在九江定制。

再如“抗戰勝利瓷碗”，碗身留詩一首：“苦站八載余，山河依舊新。功勛在民國，凱旋歸故鄉。”這是一位叫廷章的軍人，在參加抗戰勝利回歸故鄉，途經南昌定制的一套瓷碗。

以上所列舉的器皿紋飾案例，無論是有關抗戰的政治事件的記錄還是將士抗戰的紀念都無不體現了紋飾所折射出的“以圖證史”的史實見證性。

結語

在漫長的抗戰歲月里，生活器皿及其紋飾擔負了抗日救國宣傳的神圣使命和民族重任，淋漓盡致地發揮了抗戰宣傳和動員全民族團結抗戰的社會功能，達到了宣傳抗戰、動員群眾、打擊敵人的目的，使之起到了“筆桿抗戰先鋒”的積極作用。抗戰時期的生活器皿紋飾特別是抗戰題材紋飾是專門針對抗戰宣傳的藝術形態，同其他這一時期的抗戰宣傳藝術形式一樣，都呈現出偉大的愛國主義文化心理趨勢，對新時期開展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持。

以“抗戰紋飾”為切入點，追憶抗戰時期民族藝術作品的歷史與文化價值，特別對激發當下中國藝術家或設計師的民族情結和創作熱情，思考和深入發掘中國當代生活器皿設計與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契合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啟發價值。

（作者分別為重慶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重慶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研究生）

【注釋】

①［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71頁。

②戚序，白姝：“‘墊在腳下的歷史’—民間繡花鞋墊紋飾衍變解析”，《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4年第2期，第119頁。

③戚序：“論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理論學刊》，2006年第3期，第71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0頁。

責編 /王坤娜　徐娟（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