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梅:您的大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這本書是從“文”的角度切入研究唐宋士人價值選擇的演變軌跡，非常有新意!在這本書里，您分別討論了初唐朝廷以傳承“斯文”為核心的學術和寫作風氣，中唐韓愈等強調價值獨立思考的古文思想與實踐，宋初文治政策與文學文化，范仲淹、歐陽修等古文作家注重人事的價值思考，王安石、司馬光以建立完善的政治秩序為核心的價值觀，蘇軾深通物理、寓統一于多樣之中的價值取向，以及程頤如何使價值觀的基礎轉向倫理原則等。請問，您為什么要將“文”放在價值觀討論的核心位置?
包弼德：將“文”放在價值觀討論的核心位置與歷史的發展有關系，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如果閱讀《宋文選》你會發現它主要是講理學(也即道學)的興起，在思想史上，我們必須承認宋朝最重要的是道學的興起。如何解釋道學的成功?我們都知道，道學本來不是主流思想。原本的主流思想是什么，道學與它又是什么關系?如果將當時的主流思想理解為儒學那當然是可以的，但是我們首先要了解當時的儒學是怎樣的一種儒學?道學的代表人物程頤非常反對兩種儒學——他說從事經學的人和從事文章的人絕對不是真正的儒學，只有“知道者”可謂之真儒。(程頤原話：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他反對儒學之中的兩種觀點：一是認為文章重要，一是認為經學重要。到底經學與文章有什么關聯呢?這里就需要談到“斯文”這個概念。當時所說的“文學”絕不是現代漢語中的“文學”，現代漢語中的“文學”對應西文的literature，而當時的“文學”含義甚為寬廣，可以追溯到孔子《論語》中所提到的“德行”、 “政事”、 “文學”、 “言語”四科。我在研究時就發現王安石、蘇軾、歐陽修等人都認為儒學的重點是在“斯文”，也就是很寬泛的“文學”。王安石新法將以文章科為主的進士考試改成了經義科，與此同時，給文章注入了新的內容，即對經典的闡釋。所以，我認為“斯文”這個觀念其實是唐宋學術的主流，而道學所反對的剛好就是這個以“文”為主流的觀點。我觀察到，哲學史通常不認為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蘇軾他們是哲學家，所以常常只合稱他們為“北宋五子”。但是我認為，思想史并非只關注哲學，它關注的是價值的體現和表達，包括學術價值、思想價值、社會價值等。不管研究對象是不是哲學家，思想史試圖了解重要思想人物的影響力、價值觀、以及他們如何宣傳自己的價值觀。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從事文學的人有時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五四運動中大多數領導者都是文學家而不是哲學家，這就可以看出文學的重要性，在現代也有這樣的例子，所以我把“文”放在價值觀討論的核心。
張梅:不少人將您的近著《歷史上的理學》視為《斯文》的續篇，認為這本書與《斯文》的共同之處就在于都是從社會史的角度探討問題。在這本書中您將宋明理學視為對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遷的回應。因為這本書您主要是為西方歷史學家寫的，所以，能否請您簡要說說，在您看來，理學如何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理學及理學家如何參與他們所處的社會及政治世界，以及他們如何影響之后的社會發展?
包弼德：其實在我看來，《斯文》這本書并不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探討問題的，但我在寫這本書時對社會史是有興趣的。可以這樣說，我不是從哲學，而是從歷史學的角度去探討中國的過去。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唐宋時期有兩大非常重要的變遷：一是思想的變遷，也即是道學的興起;二是社會的變遷，也就是精英的身份認同從唐代的門閥貴族到宋代士大夫的轉變。以前有人說宋代是平民化的，這個觀點我不同意!我也不認為宋代的士大夫是唐代世族門閥的后裔。所以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就說到這兩大變遷：思想的變遷與社會的變遷是關聯的，但并不是劃等號的。那么這兩者是怎樣的關系，我們研究思想史的人為什么需要將社會史考慮在內呢?因為思想家同時也是社會的人，所以討論兩者之間的關系就是一個基本的問題。
理學如何成為正統思想?這個問題在《歷史上的理學》這本書里有回答。理學要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必須要有政府的支持，可是政府會為什么要承認理學的地位呢?我想這和士大夫社會特別是地方士人社會的發展有關系。在南宋末期，我們已經看到政府開始認可道學的影響力，當然最重要的年代是在1315年(元代第一次開科取士)，蒙元領導下恢復科舉制度時要求將《四書章句集注》作為教科書(明清時代延續了這種模式)。我在《歷史上的理學》這本書里說過，很多地方士人一直未能通過科舉考試，但是他們仍然希望自己是士人是精英，而道學給了他們一個解釋：考不考得上進士與你的個人道德價值無關，做不做官與你對社會的責任沒有關系，如果你想做一個有責任感的、道德高尚的人，那么通過學習道學你就可以成為這樣的人，可以繼續成為精英中的一員。國內尤其是東南一帶的地方士人逐漸接受了這一思想，開始喜歡道學。因此，政府承認道學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地方士人贊成道學，而政府實行新政策時需要得到地方士人的支持(這與人們通常認為的“士人接受道學是因為政府的推行”恰恰是相反的)。道學特別關注地方精英的行為與地方社會的狀況。我們知道朱熹和孝宗皇帝有交往，他希望孝宗能夠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可是孝宗皇帝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三教合一”的思想(而這絕對不是道學家的立場)，可是朱熹在地方社會非常有影響力，事實上在這一點上，朱熹的看法很清楚：正是在地方社會，士人才有實現理想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