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伸出了食指，一個小目標：“1億！”這個缺失了上下文的段子，爆發式地流傳在各大自媒體中。或者說，上下文已經失去了意義，人們更在意的是財富想象，通過王首富的“小目標”投射出來而已。
王健林當然不是在炫富，他在用一種很實在的方式告訴年輕人，想當首富，先拿1個億作為小目標，看看需要多久。這才是真正的人生導師，直接告訴你目標，比那些在機場書店視頻中扯著嗓子喊“成功”的人強一萬倍。姑娘們紛紛夢想著嫁給他兒子，所以也可以說他是“國民公公”吧。
1有位作者把王健林這次訪談中另一句話提取出來：“我一定要讓崇洋媚外的這批人，好好地認識一下。”這句話是說給去迪士尼的那批人聽的，他豪言“讓迪士尼二十年不賺錢”，因為有他建的“萬達樂園”……就在說出這話的同時期，萬達投資西班牙大廈的項目，當地居民抵制嚴重，禁止拆掉大廈外立面，萬達一氣之下撤資，海外項目遭遇失敗。
王健林不管萬達樂園跟迪士尼根本不是同一層面的競爭對手，目標用戶完全不同，只是拿民族主義出來綁架消費者，把商業看做一場戰爭。
這很王健林。
在萬達工作的人都知道，王健林奉行軍事化管理，員工要求深色西裝，見到王健林恨不得九十度鞠躬。在企業中，王健林是將軍、是統帥，不容置疑。我不少朋友沖著高薪去了萬達，很快就受不了這種企業文化離職走人。
除了“國民公公”，還有“國民老爸”馬云。與萬達的軍事化管理不同，馬云更加潤物無聲，他成功地把企業變成了宗教，讓人們絕望地愛著馬云。
我和我的朋友有很多接觸過阿里員工的經歷，大多數情況下都會有一種感覺：由內而外的傲慢。阿里曾經通過獵頭挖我一個朋友做某事業部的品牌高級經理，面試官像審問犯人一樣，絕口不提業務問題，只是不斷要求“表達真實的自己”，誘導我那個朋友，不斷發掘心底真實的惡。這就是馬云宗教的產物，阿里的員工有一種幸福感，仿佛在云端的先知，在向別人傳達上帝的福音，代行牧羊人的職責，等待著羔羊的懺悔和皈依。
據說阿里有這樣一個故事，馬云手下曾有一對夫婦，丈夫負責一條業務線，妻子負責人力資源。因為公司業務，要把這個丈夫開掉，因為要處理期權、賠償等一系列事物，為了把公司損失降到最低，最后由這個妻子負責開掉丈夫的工作。她全心準備了很長時間，最后親自宣布開除的決定，而這個精密而漫長的準備過程，她的丈夫都蒙在鼓里。
故事中的妻子做到了我們無法想象的忠誠，有消息說她對馬云有一種狂熱的、宗教般的崇拜，否則很難解釋這種大義滅親的動力來自哪里，而這種崇拜，在阿里內部是常態。
2把企業做成宗教，只有喬布斯和馬云，而喬布斯是對外而言，馬云則是對內而言。這是兩者的區別。
中國最富有的兩個人，一個崇尚民族主義、用軍事化的方式管理龐大的地產企業；一個善用宗教氣氛、用洗腦的方式控制著電商帝國。
這就是我們的偶像，財富偶像，也是我們企業家的時代標桿。
我們的屏幕上，虛構類的電視劇里，充滿了“霸道總裁愛上我”的暴富和受虐；非虛構類的新聞和談話里，充滿了霸道總裁的成功哲學。財富，成為權力場的另一種投射，這成為東亞文化的一種景觀。
以前我曾寫過一篇關于權力距離指數（Power Distanca Index，簡稱PDI）和空難的文章，這個權力距離指數，是荷蘭心理學家吉爾特·霍夫斯泰德借助龐大的數據庫，對不同族裔進行文化差異研究的成果之一，指的是人們對待比自己更高登記階層的態度，特別是指對權威的重視和尊重程度。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族裔文化中，下級對上級的敬畏和服從程度。權力距離指數低的國家中，人們在緊急關頭會強調個人主義，更直接的表達。東方文化的權力距離指數整體偏高，在韓國著名的801空難中，副機長發現機長操作有問題，卻只敢用最溫柔的“建議”，等機長聽出這是“建議”的時候，飛機已經撞到山頂。
3王健林已經把權力關系運用到極致，企業變成了作戰部隊，揮舞著民族主義大旗。結果馬云更勝一籌，直接用思想武裝部隊，王健林算是一個出色的司令官，馬云則是一個成功的政委。
需要這樣嗎？
管理學大師德魯克的第一本著作是《經濟人的末日——極權主義的起源》，里邊談到，在一種悲觀情緒下，民眾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喪失信心，最終可能成為極權主義的起源，“自由經濟企業、將營利動機視為社會建構力的觀念，以及經濟成長的自主等，都必須拋棄，因為大眾已經認定，是它們喚來經濟恐慌的惡魔力量。然而工業表面的工廠管理，籌措資金、制定價格、計算、會計、制造和配銷方式都必須加以保留。這才叫’真正的資本主義’或’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在政治領域中，個人政治自由、社會弱勢族群（即少數族群）的權利、以及對’普遍意志’的智慧、人民主權和代議原則的信仰，全都失去正當性而遭到揚棄。”最終可能保留了民主的形式，卻制造出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
我們的首富們，正在企業內部進行實踐這個理論。盡管上市公司有股東大會，盡管職工有工會，然而在企業內部的極權主義面前，都變得蒼白，甚至成為極權主義的幫兇。
哈耶克在自己最后一部書《致命的自負》中提到，針對市場，總有一種“建構性理性主義”，說白了就是計劃經濟。既然市場上那只手“看不見”，就覺得自己最牛，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小小迪士尼哪放在眼里，“萬達樂園”分分鐘可以秒殺。這種“致命自負”背后，是一種極權主義的隱患。這是一種犧牲個人主義、甚至犧牲個人的戰術，從效率角度來說，的確奏效。
然而，在最需要自由主義的領域，踐行極權主義，只能說明極權文化深入骨髓。
不少企業推崇狼性文化，嗜血、高效、執行力強。在我看來，一些銷售部門或許可以用這樣的激勵，如果一個成熟企業在各個部門遍布著狼性文化，頭狼的意志不可違背，每個個體只能堅定和狂熱地追逐，即使獲得財富，也無法避免被奴役的命運。哈耶克給自由和奴役下了一個有趣的定義：自由——服從共同的抽象規則；奴役——服從共同的具體目標。
我們并非沒有偉大的企業家，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被執行力和效率誘惑著走向極權，在金字塔的頂端，我們聆聽和馬云的“布道”、羨慕王健林的“指揮”；在金字塔的底部，是“阿里郎視頻”、以及各種美發和地產中介每天發瘋似的唱歌，淚流滿面。
我們需要財富，也需要免于被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