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1年蘇聯集團崩潰之后，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先進或者哪怕是有影響的理論流派在東歐國家變成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社會主義”這一名稱本身在這些國家威信掃地，然而在西歐及北美的大學里，講授馬克思主義依然是社會學教育的最重要內容，而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也繼續積極參與各種社會討論。在20世紀90年代的西方國家，受1968～1974年諸多事件(越南戰爭、法國及意大利的學生運動、智利革命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右翼專制體制的垮臺等)影響而搖搖欲墜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支持者曾經發動了一場反撲。與20世紀70年代主流自由主義思想及實踐相伴而生的是經濟困境，并讓西方所謂的消費社會大吃苦頭；然而這種困境并沒有在左翼人士極力爭取的反資本主義改革或新的社會改革中得到解決，而是通過采用體現凱恩斯思想的混合經濟，一步步拆解社會國家和實行私有化政策，解除對金融資本的調節并賦予其各種特惠得到了解決。換言之，主流思想已經極大地右傾化，嚴厲的現代新自由主義原則代替了進步自由主義的中間道路。

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與左翼思想的危機

對于全球資本主義框架下發生的巨大變化，左翼思想不但未能提供一個全面的戰略性答案，反而分化成了同樣持非建設性立場的兩個派別。其中一個流派無視所發生的一切，并試圖證明資本主義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另外一派則完全相反，“神話式地”對待所發生的變化——對執政階級思想家提出的任何解釋與理念都信以為真。于是，蘇聯解體成為新自由主義者反擊的信號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在思想與文化霸權層面進一步鞏固了在政治及經濟領域已經取得的成就；此外，遭受打擊的不僅是代表共產主義傳統以及與蘇聯模式相關聯的政黨和理論家，也包括西方的左翼人士，雖然他們從1968年起就不止一次地公開對蘇聯提出批評，但這絲毫沒有緩和他們在20世紀末思想斗爭中的艱難境地。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家看來，蘇聯制度的崩潰證明，根本不可能成功構建某種有別于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模式，不以“看不見的市場之手”發揮作用為基礎的任何形式的經濟政策顯然注定會失敗。由此一來，不僅依靠蘇聯經驗主張中央指令性計劃的人士，就連其他所有左翼人士(從主張謹慎調節市場的溫和社會民主黨人到支持工人自治及無政府主義網絡組織的激進)，都被排除在了“嚴肅討論”的場合之外，并被認作是無可救藥的空想家。

在遭受一連串的挫折之后，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一個接一個地開始“無條件投降”，并竭力融入新自由主義制度和承認新共識的邏輯。很多共產黨正式停止了自己的存在，社會民主黨即使延續了其存在，也更多地像是一個選舉團體，而不是一個即使不主張改革資本主義，也應要求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實行完全另外一種政策的社會力量。

一些小的左翼團體則在純粹的教條主義層面尋求“生路”，逐漸變成了獨具特色的“火種保存者”，其全部的任務就在于將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傳統以比較完整的形式或多或少地傳遞給未來幾代人。最后，失去了政治支持的知識分子則轉向了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各種范式。他們批評馬克思不夠激進，并試圖證明其過于依賴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觀念，不能割斷與歐洲文藝復興傳統、進步思想以及科學信仰之間的聯系，而這些東西恰恰是資產階級價值體系的一部分。這里，在責備馬克思的歷史局限性與“資產階級性”的同時，后現代主義思想家既忘記了自身的文化局限性，也忘記了自己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融合的一面。

由于馬克思主義方案無論是其革命范式還是改革模式，都因其“不完備”而遭到了人們的否定，因此，應當以一種對現代文明的基礎進行更加徹底的批判、而并不要求采取什么實際行動的理論取而代之。這種立場可以讓理性激進主義的要求同原則性地徹底拋棄改變社會的企圖有機結合起來，安東尼奧·奈格里與邁克爾·哈特合著的《帝國》一書即是該趨勢的最鮮明體現。如果剔除書中的激進言辭，那么該書算是證明作為共產主義前夜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之進步性的一個嘗試。這兩人都是歐盟的熱忱支持者，都參與了歐洲憲法的制定，并且都堅定不移地支持歐洲市場一體化方針，雖然這一方針遭到了西歐大多數公民的激烈抵制。

事實上，正是這種抵制變成了蘇聯解體后歐洲與北美精英面臨的主要問題，墨西哥作家、政治運動活動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此情況進行過頗具諷刺性的描寫。他就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人的起義問題指出，這一遙遠地區的居民，無論是對柏林墻的倒塌還是蘇聯的垮臺，都一無所知，因而依然只是像以往一樣繼續維護自己的權利與利益，就像任何思想變革都沒有發生似的。實際上，1994年薩帕塔主義者在恰帕斯的起義是一場新的全球性抵制運動啟動的信號。1999年發生在西雅圖的大規模抗議事件是另一個轉折性事件，當時，成千上萬人參加的游行示威打斷了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的日程。

反全球化運動

在20世紀的最后幾年，對新自由主義制度的自發抵制開始具有組織形式。這類運動被人們稱為“反全球化運動”，雖然運動參與者自己起初并不接受這一標簽，而更喜歡自稱為“爭取社會公正全球運動”。新的大規模運動建立了廣泛的民主聯盟，并試圖制定共同的議事日程；其后出現的是“世界社會論壇”，該論壇后來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聯合與辯論平臺；2002年又誕生了“歐洲社會論壇”；最后，也就是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后，登臺亮相的則是諸如希臘“激進左翼聯盟”、西班牙“社會民主黨”等政黨。

應該指出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不僅沒有導致西方主要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而且也未推動反全球化運動的高漲。情況恰恰相反，“歐洲社會論壇”在2008年之后逐漸衰落，其后則完全停止了活動；“世界社會論壇”雖然繼續召集活動，但人們對它的興趣也明顯下降。各種社會運動都把精力集中于解決地區及國家任務，在法國，我們先是目睹了反對《初次就業法案》有關限制青年勞動權利的抗議活動，其后則是一次更不成功的抗議活動——反對退休金改革；在希臘和西班牙，大規模的動員活動是對兩國在歐盟及世界銀行壓力下實施嚴厲經濟政策的回應；在紐約發生的“占領華爾街”行動成為這類活動的高潮，從媒體宣傳效應講，該行動如此成功，以至于變成了全世界的抗議組織者競相模仿的樣板，盡管議事日程與紐約“占領者”毫無共同之處——不論是在要求上，還是在意識形態方面。

然而，很能說明問題的是，與1999年成功阻止世貿組織框架內決策的西雅圖抗議活動不同，類似“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既未產生任何實際效果，也沒有迫使掌權者改變什么。

其實，正是大規模動員的無效性才迫使活動的參與者(準確點說，是其中特定的一部分)提出，必須從抗議手段轉向組織策略。于是，這里實際迫切需要的就不僅是作為偉大經濟學家的馬克思的遺產，而且也是作為政治行動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此外，這里并非是要帶著宗教般的狂熱去重復幾百年前馬克思的“咒語”，而是要形成新的議事日程，并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制定新的政治方案。

變化的社會與階級分析方法

現在的社會階級結構不僅與馬克思時代相比，而且同工業資本主義在西方達到鼎盛的20世紀相比，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新世紀之交，發生了既相互補充又相互矛盾的兩種全球性社會發展進程。

一方面，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市民無產階級化現象。在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國家，成千上萬的人被卷入到現代經濟與工業生產當中；在歐洲發達國家，“自由職業者”代表、技術專家、知識分子、學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創新階層”代表都徹底淪為雇傭工人。另一方面，階級結構變得愈發模糊，人們習以為常的團結合作與集體協作機制不再發揮作用。

新的無產階級之間的聯系遠不像20世紀的工人那樣緊密；企業本身的數量不斷減少，勞動集體的規模變得更小，結構區分更加精細。老工業地區，無論是西歐、前蘇聯集團國家還是美國，都失去了相當部分的生產而將其轉移到了拉丁美洲、東亞和中國；取代有組織的工業無產階級的是服務領域的雇員職工、教育與醫療系統的職員以及學者等；而就新的工人階級本身來說，他們又是在缺乏社會主義運動傳統、不具備自由工會及左翼政黨發展條件的國家形成的；不同類型雇傭工人之間的勞動收入差距急劇拉大，從而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些工人之間的團結能有多么牢固？

換言之，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雖然一點也沒有消除，但是，雇傭勞動領域本身卻已變得更加復雜和不統一。從一定意義上講，物化、階級屬性的喪失以及新社會分層的形成，是與無產階級化并行不悖的發展進程，這不可能不對世界政治的發展前景產生影響。

在新的形勢下，慣常的組織方法、口號和政治經驗即使不是完全不適用，至少也需要做深刻的調整，然而這絕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喪失了指導社會革新的理論價值。陷入絕境的只是那些固守教條不愿意對正在發生變化的歷史環境進行批判性分析的理論家和實踐家；與此同時，也正是社會的變革，才讓這種分析變得更加必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