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光鮮的群體，多畢業于知名高校，從事體面的職業，在大城市安下小家，熱愛知識和學習，追求有品質的消費和體驗；這又是一個脆弱的族群，下一代的教育、住房、家庭成員的健康都是他們焦慮的來源。

一切為了孩子

50多平方米的學區房，上世紀80年代的老小區，90年代的裝修，為了讓孩子每天早上多睡1小時，在外企工作的梁娜把家從郊區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到能望見學校操場的“老破小”學區房，害怕裝修污染影響孩子健康，甚至不敢給房子裝修。

為給孩子好的語言環境，梁娜在孩子幼兒園時就到處在家中貼上英文，而且還“規定”每天吃飯時全家都要說英文，這難不倒中學英語教師出身的梁娜媽媽，可苦了梁娜爸爸。白天孩子去上學時，梁娜媽媽一邊做家務，一邊放上入門級的英語教學帶，“監督”梁娜爸爸學習。

如同梁娜，大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原本希望自己曾經缺失的快樂童年能“彌補”給下一代，讓他們自由選擇課后和周末的生活。但在育兒時，他們改變了主意，“成為自己最討厭的人”。

“同學個個琴棋書畫英文武術全能，我們家寶寶不但文藝表演只能當觀眾，而且連識字唱英文歌都不如別人。”年輕媽媽張瑩瑩看到幼兒園“同窗”競爭激烈，最終走上“虎媽”的道路，“在大城市，大家都補課，我們孩子如果不補課，將來可能只能考個二流大學，我肯定有落差，還有負罪感。”

“虎爸”“虎媽”對下一代“出人頭地”的期待，讓中國成為留學生第一大輸出國，還助推出一個巨大的培訓市場。上海社科院2016年7月發布的“民生民意調查報告”顯示，2000多個受訪對象中，逾六成上海家庭子女教育消費占家庭收入比例超過15%。

追房價的人

有人調侃：“2016年漲得最快的是房價，跌得最快的是股票。”一邊是部分城市房價尤其是學區房節節攀高，購房經濟壓力隨之加大；一邊是居民理財渠道乏力，中等收入群體想要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并不容易。

提起學區房，梁娜愛恨交加。恨的是，學區房價格畸高，自己去年咬咬牙買下的“老破小”，單價都要十幾萬元；愛的是，學區房保值，從2015年到2016年“賬面價值”漲了三成。

上海社科院調查顯示，11.1%的上海市民為子女擇校而特意購買“學區房”，其中，年收入20.1萬元以上的家庭中，近三成特意購買了“學區房”。

如果說已婚已育的中等收入群體為學區房而焦慮，那么，剛剛走出校門的“預備中等收入群體”的焦慮感來源于首套房。“預備中等收入群體”是近期的網絡熱詞，被用來稱呼從985、211高校畢業、卻對一線城市的房產價格“望洋興嘆”的高材生。伴隨著去年以來大城市房價的新一輪上漲，他們想要落腳大城市的路途變得更加艱難。

“刷屏”朋友圈的《名牌大學生為何憤懣焦慮？》直言，這部分人群“轉正”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渠道出現“凝滯”，與十年前畢業的學長相比，他們購房較難，心生焦慮。

上海社科院社會調查中心、社會學研究所2015年發布的調查顯示，租住宿舍、租住商品房居民，自我認同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分別為19.6%和12.6%，而已購商品房居民，自我認同率高得多，達到35.2%。

逃離北上廣

曾經被視為“軟條件”的環境也已成為引起中等收入人群焦慮的因素。他們坦言自己離開大城市，移居環境優美著稱的地方生活，或是干脆移民國外的一大驅動因素就是環境。

“沙塵暴我忍了多年，每年春天忍忍也就過去了，可是霧霾我真的受不了。”黃曉月在國外本科畢業后回京工作，這兩年的冬天，她遇到重度霧霾每每“難受得不能自理”，再三權衡之下“一狠心”移民去了比北京工作“差得遠”的新西蘭。

在大理開客棧的陳姐曾經是跨國公司的中層干部，“孩子送出國”后就和丈夫一起從北京移居云南。如今，陳姐著手籌備第二家客棧，在附近“開發程度低一些”的古鎮里尋找合適的院落。“在熱愛的城市，看美麗的風景，做喜歡的事，何樂而不為？”

更多的中等收入群體選擇在一年中的一段時間從都市“逃離”，過上“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生活，暫時告別焦慮。有人背上行囊，避開污染和霧霾，去機場展開一次沒有目的地的飛行，開啟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半月談記者 周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