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既充分肯定了國有企業對黨和國家的重要意義和取得的突出成就，又指出了國有企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并為深化國企改革和加強黨的建設做出了頂層設計。如何將這些頂層設計轉化成現代國有企業（指實行《公司法》且國家具有控制股權的企業）具體可操作的微觀運行模式，還需要對現代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在完善公司治理和發揮黨組織作用方面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提出解決問題的創新思路，并探索性地設計現代國有企業黨組織在公司治理中發揮作用的運行模式。

本文探索性地設計了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黨組織在公司治理中發揮作用的運行模式；系統和具體地規范了法人治理結構的實施和黨組織發揮作用的方式，并按企業兩種不同類型，分別設計了黨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和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的職責定位和工作途徑。設計模式基本體現了黨組織發揮作用組織化、制度化、具體化的要求，具有可操作性。

存在的問題及分析

自《公司法》出臺以來，許多國有企業在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努力探索著黨組織發揮作用的途徑和方式，有一些值得總結的經驗和做法。但就整體情況看，在黨委發揮作用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之間仍然沒有探索出一個科學有效的有機結合點。其難點在于既有黨委在其中發揮作用的定位和途徑問題，又有法人治理結構本身運行不到位的問題。而法人治理結構是通過立法確立的現代企業領導體制，是黨管理現代企業所選擇的一種方式。要體現黨對現代國有企業的領導，保證黨和人民的意志即國有股東意志得到實現，首先要使法人治理結構實施到位，這是完善公司治理的核心，也是企業黨組織在現代國有企業中發揮作用的基礎。所以要分析和解決企業黨組織發揮作用的問題，首先要分析和解決法人治理結構運行存在的問題。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運行沒有到位

現代國有企業按《公司法》實行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領導體制。法人治理結構就是在企業設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并明確各自的權責，即股東會的出資者所有權、董事會的決策權、監事會的監督權、經理層的執行權。通過股東會選擇和管理董事會、監事會，董事會選擇和管理經理層，經理層行使企業內部用人權和管理權，監事會監督董事會和經理層這樣的制度安排，在企業形成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執行層之間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協調的權力運行機制。但在實際中這種機制并未運行到位，主要問題是：股東管理越位和缺位；董事會及董事履職不到位；經理層權責不對等，管理錯位；監事會獨立性不夠，不能有效對董事會、經理層進行監督。

股東管理越位和缺位

股東管理越位主要表現在將應由董事會決策的事項收回到具有控制股權的國有股東代表單位（以下簡稱國有股東單位）去管理，這樣會造成一些問題。一是不符合現代企業公司治理的各負其責、權責對等原則；二是決策效率降低，不能適應市場快速變化對決策的高效需求；三是由于國有股東單位比董事會離市場和客戶更遠，所以決策不一定科學有效。

股東管理缺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有股東單位在履行股東職責時，由于對其派出參加股東會的股東代表管理不規范，容易造成股東決策意志未被正確表達的弊端。二是股東的監管不到位。主要表現在公司股東會議閉會期間，國有股東單位與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在溝通聯系上沒有形成規范的機制，股東監管容易出現缺位。由于國有股東單位的股東代表管理機構和制度不健全，造成國有股東單位向公司董事會、監事會了解情況或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向國有股東單位匯報情況的渠道不規范不暢通，以至對董事會、監事會及其成員的監管和考核缺位。

股東管理越位和缺位的深層原因是國有股東單位的股東意識和股東責任沒有到位。國有股東單位還習慣于用計劃體制下的行政指令方式管理企業，沒有轉換成用市場體制下的公司治理方式管理企業，還沒有真正形成個人投資那樣的股東意識和股東責任，對受托管理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盈虧損益沒有如同個人股東的關切度和責任感。國有股東所特有的意識和責任尚未充分形成政治優勢。

董事會及董事履職不到位

主要表現為：一是部分董事決策行為主體的責任感缺乏，參與董事會決策的主動性不強，對自己的一票表決權沒有真正獨立行使。其原因是許多董事來自國有股東單位，而非職業董事，他們在參與決策時，往往按國有股東單位意見表決（這不是公司治理的原意），而沒有作為決策行為主體去獨立分析判斷并行使表決權，僅僅完成一個程序，且可以不用真正承擔表決責任。這樣構成的董事會在集體研究決策事項時很難獨立充分發表意見，決策的科學性難以保證。二是董事會缺乏決策咨詢論證、決策評價和糾錯問責機制。這里的原因除了上述董事不獨立不盡責的關鍵因素外，董事不職業且沒有足夠的履職時間和精力也是重要因素。董事會下設各專門委員會全部由董事組成，這些董事沒有對公司內部外部進行深入充分的調研和論證，很難及時形成對董事會決策有咨詢價值的報告。至于對自身決策的評價和究錯問責，董事會由于決策不獨立而難以實行。三是董事會兼職化普遍，兼職的董事長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履行職務，董事會工作開展不正常，董事兼職還可能影響董事會的獨立性甚至監事會的獨立性。

經理層權責不對等，管理錯位

一是經理層行權錯位。公司治理要求董事會負責決策，經理層負責執行，但由于董事會運作不到位，會造成經理層越權決策，并容易導致內部人控制。二是董事長與總經理在權責界定上有時不清，容易產生行權錯位。

監事會不獨立、監督不到位

監事會之所以沒有發揮應有作用，不能有效地對董事會、經理層進行監督，主要原因是其在公司中的獨立性不夠。按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監事會與董事會一樣是由股東會決定的，只對股東會負責。但實際上許多現代國有企業的董事會成員與監事會成員之間，或在國有股東單位具有上下級關系，或在同一黨委中具有上下級關系，這自然會使監事會與董事會之間產生被動關聯，從而造成了監事會與董事會之間的不獨立。在監事會與經理層之間，由于監事會成員許多是由公司內部人員組成的，其待遇等利益關系都在本公司并由經理層決定，這會使監事會與經理層之間產生利益關聯，從而造成了監事會與經理層之間的不獨立。而恰恰需要與監事會保持聯系的股東代表卻與監事會“獨立”了。由于監事會的不獨立造成其虛設弱化、股東責任感降低、工作主動性下降、不敢監督不愿監督，甚至與被監督者“融為一體”、嚴重失職。

現代國有企業黨組織在法人治理結構中的職責定位不清

目前企業黨組織在法人治理結構中沒有直接的職責定位，在實際中通常采用“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方式參與企業決策，間接發揮作用，但發揮什么作用、如何發揮作用（通過組織行為還是個人行為）沒有具體明確。比如是要通過這種方式控制董事會，達到實際決策的目的；還是僅通過此方式表達黨組織的意見，供董事會參考；或是對董事會成員、經理層人員有政治素質上的特殊要求；又或是想通過此方式對企業進行監督；等等，并沒有可行操作的具體規定。這樣就使企業黨組織感覺自己的作用定位不清，角色尷尬，進入法人治理結構的黨組織成員不知如何具體履行黨組織職責。

黨組織在現代國有企業中的作用是什么？《黨章》規定：國有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生產經營開展工作。保證監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企業的貫徹執行；支持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廠長）依法行使職權；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支持職工代表大會開展工作；參與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加強黨組織的自身建設，領導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設和工會、共青團等群眾組織”。《公司法》規定：“在公司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根據上述規定，企業基層黨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主要是對企業治理的監督保障和對企業文化的政治引領，而不是經營決策作用，參與重大決策主要是發揮監督把關作用。

如果要求黨委在“三重一大”問題上進行集體決策并通過組織行為實現，這在“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中并未明確規定，而實際中黨委班子的配備不一定滿足相應能力要求，并且交叉任職的安排也不一定達到完成組織行為的條件，因此，不能保證黨委意圖的實現。

如果僅要求通過進入董事會、經理層的黨委成員表達黨委提供給董事會、經理層參考的集體意見，而黨委成員在董事會、經理層進行決策時可按自己意見獨立表決，只承擔個人行為和責任，此時黨委參與決策的終極目標不明確，作用可能缺位、弱化。

如果對進入董事會的成員及經理層的人員有政治素質上的特殊要求，那么在企業國際化、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人才競爭激烈的環境下，“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將難于實現。因為現代國有企業在選擇董事會成員和經理層人員時，已越來越多地采用國際國內市場化配置方式來聘用經營型人才，而這些人當中許多不是黨員，無法進入黨委。

如果黨委通過“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方式對企業進行監督，那么進入董事會、經理層的黨委成員就會出現職務不相容、不獨立問題，即自己監督自己，黨委的監督意見缺乏獨立性。而進入監事會的黨委成員由于與進入董事會、經理層的黨委成員之間可能存在上下級關系，造成監事會不獨立，影響黨委或紀委通過監事會發揮監督作用。

實際上，在許多現代國有企業中，黨委發揮作用的方式更多是采取黨政聯席會（即領導班子會）參與決策。會議成員由屬于領導班子成員的董事、監事、經理層人員、黨委成員組成。決策辦法形式上為集體討論和表決。顯然，這與法人治理結構的設計和作用是沖突的，同時不符合黨委會的會議規則，也體現不出黨委的獨特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要充分發揮現代國有企業黨組織在治理結構中的作用，首先要明確其具體的職責定位，然后才能科學選擇作用途徑和方式。職責定位應根據黨對企業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的要求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