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方治理能力測評，是以中國地方治理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為理論模型，以可公開獲得的統計數據為實證基礎，以省級行政單位為考察重點，以各省區下轄縣市級尤其是地市級行政單位為具體考察對象而開展的測評排名研究。中國地方治理能力測評旨在通過對治理能力的測評和排名比較，找出各省區、各地市、各縣市治理能力建設方面的成效、存在的不足，探索今后提升治理能力的主要路徑。

自2014年7月以來，人民論壇智庫研究團隊在結合可公開獲取的統計數據基礎上，先后對多個省區下轄地市、縣市治理能力展開了測評排名，進行了比較分析。同時圍繞治理能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展開了初步探索性、實證性研究。在有關治理能力測評的持續開展中，逐步形成以下六個方面的重要發現：

第一，治理能力與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的人均GDP之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測評發現，多數省會城市的治理能力排名在本省區下轄地市中相對靠前。測評還發現，在地市治理能力和人均GDP之間，不僅存在較為顯著的U型關系，且對于很多地市級地區，尤其是大多數的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目前已經經過了U型曲線的拐點。這說明在今后，通過加快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加快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此激發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新活力，將有利于推進這些地區治理能力的提高；而各地市著眼于提升治理能力的探索和實踐，也將對地區經濟轉型發展形成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二，如何形成更加健全的各方主體多元參與的治理體系，對大城市治理能力的進一步提升尤為重要。測評發現，很多經濟發展水平較為靠前、城市規模和人口規模較大地市的保障能力、財政能力和調控能力基本處于本省區的中上游水平，相對而言，這類地市參與能力的排名在本省區內普遍較為靠后。這說明對于此類地市，在人口不斷積聚的過程中，如何繼續發展有利于群眾參與治理活動的各類組織和機構，拓展由政府主導、社會各方能夠廣泛參與治理的渠道和平臺，是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點。

第三，治理能力與調控能力在整體趨勢上具有更為顯著的一致性。測評發現，很多地市級地區，在保障能力、調控能力、財政能力、參與能力四個分項治理能力中，調控能力與治理能力的一致性關系更加明顯。這說明，貫徹多元參與的“善治”理念，需要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以在治理方面更好發揮各方主體的積極性和應有作用，在治理能力方面形成最大效應。但同時，政府部門的主導作用不僅非常重要，而且應在遵循現代治理的理論內涵下，通過進一步轉變職能、提高服務能力等途徑，來不斷強化政府治理能力。

第四，財政收支平衡能力，成為影響財政能力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近年來，很多地區財政收入基本保持穩定增長，在此背景下，這些地區的財政能力，受總量和規模的影響已經逐漸減小，轉而受財政支出合理性、科學性的制約越來越大。尤其是制定出更為科學的財政支出規劃以促進財政收支的平衡，成為提高財政能力、推動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徑之一。

第五，當前一段時期，在很多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地區，保障能力的高低成為影響治理能力的更為主要因素。受經濟發展水平和總體財政收入水平的制約，長期以來，經濟落后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相較于發達地區而言，實屬相對滯后，因此其在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構建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今后，如何在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推動結構轉型的同時，進一步利用好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科學、穩步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投入，并以此加快促進城鄉社會保障覆蓋率的提高，不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而且對于這些地區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六，當前，對于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由于城市化水平相對較高、社會保障體系的日趨完善以及人口密度相對較大等現實因素，其衡量治理能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尤其是衡量保障能力、參與能力的具體數據指標，與其他地市級地區已經存在了一定的差異。通過征求專家意見，查閱相關的學術文獻，并結合現實統計數據的可得性，我們發現，在這些地市地區，以失業人口在戶籍人口中所占比重來衡量保障能力，比之前選擇的各類社會保障的參保率這一數據指標，更加符合這些地市地區的發展實際；以人均基層自治組織數量來衡量參與能力，比之前選擇公共部門從業人數在總從業人數中所占比重這一數據指標，更加能夠突出人口密度較大地區基層自治的重要性。為此，針對這些一線城市，需要對治理能力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及時的更新和調整；同時，結合城市發展階段和發展特點，有差異性地設計幾個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符合不同城市發展階段、發展特征的治理能力評價體系，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