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全球化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的權力轉移，這既為中國發展提供了全新的圖景，也為中國進一步發揮國際影響力、實現大國崛起創造了機遇。從近十年來的世界發展趨勢來看，無論是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體系論，還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著名判斷，都不足以全面涵蓋當今世界的復雜面貌。鑒于復雜的外部環境，各國政府紛紛摒棄成見、致力合作，共同構建“和平、發展、共贏”的國際秩序。“一帶一路”作為國家發展的中長期戰略，正肩負著形塑一個“去中心化”世界的歷史重任。

我們所處身的現代世界是一個被經濟學范式所籠罩的世界，桑德爾稱其為“市場必勝的時代”，克爾伯格稱其為“競爭的文化”，波蘭尼則定義它為“市場嵌入社會”。風險是行動的代價，無論這種行動是在制度框架之內還是跳脫其外。在經濟學的視野下，我們審視一個行動時，往往是在成本—收益范式下權衡利弊。在我國倡議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時，躍入人們視野的除了合作所帶來的收益之外，相伴而生的是行動可能引致的風險。這些風險既包括國家層面的風險，也包括企業組織層面和公民個體層面的風險。因而，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進程中，理解、發現并及時處理隱匿其中的諸種風險，對于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所有成員國都有所助益。

“一帶一路”國家的治理風險復合趨勢

當前，多數研究先按照某種邏輯將風險歸類，再針對不同類別的風險提出應對措施或解決思路。事實上，這是一種將復雜問題機械分類拆解再逐一處理的思維，或者說是一種簡單的線性思維。然而，考慮到現代世界的高度復雜性，我們不能簡單地使用一種分析工具去理解風險問題。因為簡單的分析框架一般是將“一帶一路”的安全風險問題置于靜態的分類處理系統中，即僅需要有針對性地關注那些由“一帶一路”所引發的新風險，如經濟轉型、市場競爭和價格沖擊、貨幣兌換、開放性和流動性增大、環境污染及公共衛生問題等；而往往忽視對于那些早已存在的傳統安全風險，比如恐怖主義、宗教沖突、領土爭端、反政府力量、民族分裂、自然災害等。

然而，隨著全球化和后工業化的不斷深入，我們已很難嚴格區分新風險與傳統風險。兩類風險出現了相互糾纏、彼此交疊復合的趨勢，由過去的結構性風險演變成為一種系統性風險。舉例來說，恐怖主義肆虐所導致的風險不僅會威脅到國民生命財產安全，還會對一個或多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社會穩定、政府行政和民眾信心造成打擊，進而引發經濟衰退、資本逃逸、銀行擠兌和國民出逃避難等一系列風險。

就目前階段而言，我們認為應當加入兩個綜合評價指標來統合“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公共衛生風險”和“國際沖突風險”。第一個綜合指標用以統合4個二級指標，反映同一類型的風險相互轉化、相互疊加或相互影響的程度；第二個綜合指標用以統合4個一級指標，反映不同類型的風險相互轉化、相互干擾或相互堆扎的程度。

“一帶一路”建設中重要國家的治理風險是我們的主要關注對象，在借助國內外智庫和科研院所已完成的眾多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對節點國家風險的評級體系，如表1（見P28）所示。節點國家風險評價指標中，政治風險與經濟風險的評價參考經濟學人智庫的國家風險模型（EIU country risk model）；公共衛生風險的評價參考中國衛生與經濟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對公共衛生的指標設計；國際沖突風險評價根據經濟學人智庫發布的白皮書《愿景與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評估》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發布的2015年版《國家風險分析報告》和《全球風險地圖》綜合考量得出。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公共衛生風險”和“國際沖突風險”四個維度來評估選擇出的節點國家的風險，如表2（見P30）所示。

“一帶一路”的實質與我國面臨的多重挑戰

“一帶一路”建設，機遇與挑戰、收益與風險并存。當前的全球化是一次機遇，將為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一些合作伙伴帶來巨大收益，同時也是一次嚴峻的挑戰，推進著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的變革。

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必然性

第一，它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的必然產物。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發展的階段。具體表現為產業調整升級步伐明顯加快，產業轉移層次不斷提高，產業轉移方式不斷創新，產業鏈條整體轉移趨勢明顯，關聯產業協同轉移現象增多，跨國公司對產業調整轉移的主導作用更加明顯。國際產業轉移，為轉移產業承接國提供了加快產業結構升級速度、實現產業集聚和全面參與全球分工的新機遇，同時也為承接國提供了產業結構與空間布局的調整的新契機。作為先期國際產業轉移的受益者，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獲得了較快發展，但現在也面臨著諸如資源短缺、人力成本和環境壓力的瓶頸，部分產業和閑置資本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勢在必行。“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把握了各國產業結構加速調整的契機，又恰逢生態建設與經濟增長方式的深刻變革。

第二，它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新趨勢。區域經濟一體化亦稱區域經濟集團化，是經濟生活國際化和各國、各地區之間經濟聯系與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的產物。其實質是打破行政區劃界限，按區域經濟原則統一規劃布局、統一組織專業化生產和分工協作，建立統一的大市場，優勢互補、聯合協作，連接并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通過降低成員國之間的交易成本、提高貿易自由度，實現要素、產品的自由流動以及資源優化配置。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特征是主權的讓渡、自愿性和平等性，區域中各國必須是出于自愿而參與一體化，同時在一體化的機構內享有平等的權力。“一帶一路”建設締結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將會極大地推進沿線國家貿易合作的開展。經濟一體化地理空間不斷擴大、一體化組織出現多層次性和交叉性、制度化和規范化機制逐步形成等新趨勢，有助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統一的大市場，優勢互補，聯合協作，連接并形成一個利益命運共同體，實現共同繁榮的發展目標。

第三，它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舉措。中國與中亞毗鄰，雙方擁有數千公里的邊界線。由于地緣因素和歷史原因，中亞與中國西北地區在文化、宗

教以及民俗等方面存在相似性。中亞對我國西部地區的發展與穩定有著潛在影響，加強以機構設置為主要合作途徑的中國中亞區域的機制化合作，有利于營造中國與中亞穩定的雙邊關系。此外，中國西部邊疆地區與中亞都深受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以及極端宗教主義三股勢力的威脅。推行“一帶一路”建設，建構中國—中亞區域合作機制，并在該框架內設置中國—中亞反恐戰略合作，將推動協調中國、中亞立場，優化區域資源，形成機制化措施，更加有效地防范并打擊盤踞在中亞及中國西部的三股勢力，對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極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