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文化強國提升文化自信的動力與羈絆

中國正在進入繁榮現代文化的開啟階段。之所以是開啟，在于此前的中國文化繁榮主要存在于兩個階段，而這兩個階段都未開始現代文化創造。作為主體階段之一的封建社會，其時代特點是統治者抑制思想文化創造。而對于世界歷史上出現過的三次思想文化繁榮期：軸心時代、文藝復興、工業革命，我們只參加了第一次，根源在于歷代統治者關心關注的是政權穩固，而非文化創新，比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借助儒家的統治術。正是這樣的原因，中國再未創造春秋時期的輝煌。所以，中國文化史中的主體階段打上了深深的封建烙印，這也意味著中國不會產生歐洲文藝復興那樣的文化啟蒙。原本新文化運動也可以通過后發優勢而更快發展，終因救亡圖存而功虧一簣。新中國成立后，作為先進文化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走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從基因和革命性來看，具備了推動現代文化創新的能力，但由于政治進程曲折，發展經濟的壓力巨大，同時，文化創新脫離歷史發展階段，所以仍未能把中國推向世界前列。隨著中國大國目標和道路的確立，我們要真正走上建設文化強國、提升文化自信的道路。要把可能化作實在，有必要深入分析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

一是中國崛起于世界，生成強大的文化創新內驅力。世界文化史證明，每一個大國的崛起，一定要找到引領人類文明前行的引導力和路徑，或者說要崛起于世界，必須在超越自我的同時超越世界，必須實現思想文化的巨大突破。今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已經成為社會共識和全民族的共同奮斗目標，由此而內生出最強勁、最持久的文化創新動力。

二是黨中央對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為繁榮文化奠定了政治基礎。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把“文化自信”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充分反映出黨中央對文化建設的重視程度。因為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文化成長方式與西方國家差異很大，我們的文化成長高度依賴執政力量，西方更多源于社會力量，正是因此，黨中央把繁榮文化突出出來，注定產生強大的推動力量。

三是人文生態優化為文化生長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土壤和條件。中國的人文傳統充斥著“官本位”思想，這深刻地塑造了民族的人文性格和價值取向，既然“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讀書的重點必不在科學技術，甚至不是人文思想，而是八股文、做官術，極而言之是“厚黑學”。若不改變這種人文基礎和文化基因，建設文化強國幾乎是不可能的。隨著十八大以來的持續反腐，尤其是通過制度建設厘清權力邊界，潛規則被遏制，灰色空間被壓縮，加上精神大廈建設不斷加強，官場風氣開始向好。黨風決定政風，進而影響民風，我們的價值追求被引向文化創造，這具有基礎性。

四是民族傳統文化特有的包容度、融合度有利于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大量的腐朽的基因和元素，即便如此，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民族文化，總體上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文化。即便是閉關鎖國的清代，同樣也出現了吸收西方科學文化的“洋務運動”。一定意義上，一次次的文化融入，在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走向的同時，也改造著我們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既然如此，我們在深度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在把文化包容弘揚發揮好的同時，又能在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實現自身的超越和突破。

除了上述有利條件和因素之外，也有需要打破的思想禁錮。一個是把“講政治”異化為抑制文化創新。黨突出政治領導，因而強調“講政治”，這是正確的選擇。但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不僅不能強化政治，還會抑制文化創新發展。比如，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文化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文化，而非所有的文化產品都必須打上政治制度的烙印。前者自然而然，后者注定限制文化創新與繁榮。另一個是泛化意識形態斗爭，限制文化“交流互鑒”。只要世界尚未進入大同社會，意識形態斗爭就會是國家博弈的重要內容和形式。但我們還應清醒認識到，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范圍空間已經大大壓縮，“命運共同體”與共建和諧世界是我們倡導的價值觀，也是世界主流價值觀。所以，意識形態斗爭應當限定在導致政治制度“排異反應”的范圍和層面，決不能泛化到整個文化領域。否則，必將限制我們參與世界文化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