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仍然是吸引外資進入的大國,且外資進入的區域和行業結構在持續優化,2016年在華部分存量FDI撤資,只是跨國公司基于全球生產經營環境變化所進行的企業自身經營策略調整。在當今全球經濟形勢下,中國需要動態調整引資策略,通過積極參與跨國公司全球治理,達成中國FDI雙向互動的良性發展目標,利用FDI實現中國經濟全區域協調發展和經濟轉型升級。
【關鍵詞】外資撤退 雙向直接投資 中國經濟 【中圖分類號】F720 【文獻標識碼】A
2016年以來,一系列國際知名企業撤出中國的新聞引起了廣泛關注。跨國企業似乎在收縮中國存量業務,或回流本土,或去往東南亞、印度等地尋求機會。這是否說明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趨勢在發生逆轉?在當今形勢下中國應該怎樣調整FDI利用策略呢?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關乎中國經濟的全球定位,需要我們進行充分討論。
中國FDI流入在結構優化中保持穩步增長
2016年中國吸引外資總量逆勢增長,結構穩中向好,而部分存量外資撤離是局部現象,不能代表FDI進入中國的整體趨勢。
首先,近年來,在全球范圍內直接投資同比下降背景下,中國FDI流入總量逆勢保持穩步增長。就FDI流入總量來看,2016年美國仍是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國,2016年美國FDI流入約為3850億美元。其次是英國,2016年FDI流入為1790億美元,從2015年全球第12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2位。2016年,中國FDI流入1390億美元,排名全球第3位,且連續25年位列發展中國家首位。從總量數據比較來看,中國吸引外資在絕對與相對數量上都沒有降低,2016年部分存量外資撤離僅是在華存量外資企業的個別現象,并不代表FDI進入中國的整體趨勢,中國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之一。
其次,中國FDI流入結構持續優化。國家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7900家,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8132.2億元人民幣。FDI進入中國的行業和區域結構繼續優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如先進制造業)和高附加值領域(如高端服務業)比重持續上升。第一,FDI進入高端行業比重繼續增加。2016年中國服務業吸引外資增長8%,服務業占中國吸引外資的比重上升到70.1%。盡管制造業整體吸引外資呈下降趨勢,但制造業中高新技術制造業吸引外資增長了3.6%。第二,FDI進入中國的地區分布正在全區域展開。2016年,上海、廣東、天津、福建等四個自貿試驗區實際使用外資達879.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1.3%。中西部地區外資進入占比提高,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626.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6%。
再次,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意愿持續強烈。不斷改善的營商環境使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保持了較長時期的穩定增長。2016年,在中國新設立的投資總額1億美元以上的大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840家,增資1億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資企業超過450家。2016年中國美國商會的調查顯示,會員中有60%以上的企業把中國作為全球三大投資目的地之一;中國歐盟商會調查發現,50%左右的歐盟在華企業打算在中國擴大投資。日本貿易振興會基于對全球20個國家和地區投資環境的整體評價顯示,日本企業在中國擴大投資的意愿與2015年相比增長了兩個百分點。
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引發跨國公司全球經營戰略調整
存量增資與存量撤資是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調整經營戰略是公司管理常態。在我國大量引進增量FDI的同時,深刻思考存量外資撤離問題,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招商引資和管理存量FDI。
首先,全球FDI流入競爭加劇和FDI供給相對下降增加了中國擇資難度。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正引發全球新一輪吸引FDI競賽,中國在提升利用外資質量的過程中,必然會引起存量外資企業的撤資等經營策略調整,引起政策套利型FDI流入減少。2008年中國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正式施行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原來執行的再投資退稅、特許權使用費免稅和定期減免稅等稅收優惠政策已被逐步取消。而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提出的稅改方案,計劃將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15%,以兌現其競選承諾,試圖以更優惠的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將業務搬回美國。英國“脫歐事件”已經影響到中歐之間的貿易,并影響到歐洲各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越南、印度等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積極施行招商引資優惠政策,正成為中國引進FDI的有力競爭對手。
其次,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引起中國部分存量FDI撤資,并影響到中國增量FDI流入。第一,中國勞動要素供給與需求在趨于相對平衡,并略顯供給結構性短缺。中國適齡勞動人口從2012年開始連續數年出現下降,“用工難”、“用工荒”等現象在東南沿海地區已經出現。相關數據顯示,中國勞動工資上漲速度不僅顯著快于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而且快于南非、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第二,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上漲不利于跨國公司在中國低成本經營。2016年,隨著大宗商品價格觸底反彈,中國原材料價格也出現了大幅上漲。中國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上漲,使得跨國公司,尤其是依賴成本優勢的制造業企業開始重新尋找成本洼地,并轉向越南、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地。
再次,中國本土企業強勁成長,迫使FDI存量調整并影響到增量FDI進入中國。得益于改革開放政策,中國本土企業正在迅速崛起,并在中國國內市場形成了強勁的競爭優勢。美國建筑設備供應商卡特彼勒2005-2010年期間在中國市場份額從11%下降到了7%。引起其市場份額下降的并非是其以往競爭對手日本小松公司,而是中國本土企業。在上海市場,中國幾大本土乳業巨頭發起的價格競爭直接將著名食品集團達能乳業打敗。類似的案例顯示,中國正孕育出一批實力強大的領軍企業,并正在與世界范圍內的跨國公司展開競爭。這些本土企業更接近和了解中國本地客戶,其生產的價廉物美的產品,代表了中國本土企業的優勢。在中國本土企業競爭力日漸上升的同時,在華外資企業的負面事件卻不斷出現,顯示出這些存量外資企業對中國的不夠適應(參見表1)。經營不善和不適應中國發展進程的跨國企業不得不面對經營失敗的事實,少數企業選擇離開,完全符合跨國公司全球經營戰略調整規律。
堅持FDI雙向發展,為中國經濟服務
雖然部分存量外資撤離是跨國公司出于自身經營策略調整的個別事件,但全球經濟環境變動,特別是中國現實經濟發展態勢變化,要求我們必須結合中國經濟現實,及時調整FDI發展戰略。
一是引導存量外資和增量外資流向中國中西部地區,實現中國經濟全區域協調發展。中國經營成本升高的地區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較快的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仍舊有巨大的投資空間。配合“一帶一路”戰略,將存量和增量外商直接投資向中西部引導,有助于實現中國經濟全區域協調發展。在引導FDI區域流向時,我們要注意引資方式與引資代價,跳出以往“拼政策”怪圈,重點布局基于“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與亞太地區、中東地區及非洲地區合作,配合中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積極吸引外資參與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發展中西部地區比較優勢產業,為中國引資結構調整開拓新空間、注入新活力。引導外商投資向中西部轉移過程中,關鍵是降低東部地區已有存量外商投資的跨地區轉移成本、進入成本和運營成本。金融機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應堅持與招商引資的管理部門協同運作,幫助東部地區存量外商投資企業處置債務、就業和社保等問題,以降低東部存量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的跨地區轉移成本。我們需要培育中西部承接東部外資轉移的區域FDI中心,形成FDI集群效應。
二是借助雙向FDI互動發展,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FDI流入和流出的良性雙向互動發展對于一國宏觀經濟穩定運行具有積極意義。積極利用外資的知識和技術“外溢效應”,有助于中國本地產業升級和社會發展。但是,長時期大規模FDI單方向流入,會引起東道國經濟過熱、產能過剩;而大規模的持續FDI流出和存量FDI集中撤資會給東道國帶來經濟信心喪失和產業空心化等嚴重后果。國際經驗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較多的經濟體往往也是FDI流入較多的經濟體(比如德國和美國),FDI大規模雙向流動有利于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到更合適的投資機會,提高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效率,有利于當事國家充分利用全球資源,提高本國經濟發展質量。
中國要加快產業升級步伐,以適應當前全球價值鏈重構態勢。我們的經濟轉型不應該僅僅限于完成工業化和城鎮化,在有能力的地區還要努力實現向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升級,向高附加值的價值鏈頂端延伸。中國產業需要在設計、研發、制造、營銷、服務等全球價值鏈關鍵部分有一席之地,必須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和全球資源,加強國際合作和參與全球競爭,實現價值鏈分工地位提升。中國需要積極維護全球自由貿易秩序,推動中國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堅持雙向直接投資互動有序發展。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吸引外商投資流入,改善營商環境,加強反壟斷、反腐敗和保護知識產權力度,創造所有類型企業平等競爭環境。對外商投資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簡化行政審批手續,擴大市場準入。我們需要在財政、稅收、金融、保險等部門之間通力協作,支持中國本地企業“走出去”投資,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我們需要鼓勵中國本土企業組成戰略聯盟,聯合進行技術攻關,培育企業技術優勢。
三是主動建設世界FDI中心,積極參與跨國公司全球治理。國際直接投資蓬勃發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的最重要現象,且相對集中地發生在幾個國家和地區。FDI流入和流出對東道國、母國以及第三方都有重大影響。跨國公司在主導全世界價值鏈構建過程中,利用各地區招商引資發展本地經濟的迫切需求和心理,可能會濫用污染天堂、避稅天堂等全球經濟治理漏洞,使其經營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內部化,給其他利益相關方造成很多損失。能夠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跨國企業都擁有特殊的市場勢力,不再是簡單的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的價格接受者,這也決定了其全球經營行為的外部經濟特征尤其明顯。因此,我們非常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對跨國公司實施統一治理。對跨國公司實施全球治理需要依托全球范圍內的FDI中心,而中國內地和香港每年的FDI進入和FDI流出都位居世界前列,已經初具世界FDI中心雛形。全球范圍內的FDI中心負責對跨國公司注冊、投資、撤資、重大項目建立、停產等提供服務,努力將跨國公司對當地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降低,應該成為跨國公司全球治理的要義。
綜上所述,中國仍然是全球跨國公司FDI重要進入地區,我們需要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有針對性地調整FDI引進戰略。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從引資到擇資的跨國公司FDI進入管理政策,毫不猶豫地運用各種競爭手段吸引跨國公司在中國發展,特別是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要求的高端FDI實施差別優惠政策。在引導存量FDI和增量FDI參與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同時,我們需要鼓勵中國本地企業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并參與和領導跨國公司全球治理,實現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互動有序良性發展。
(作者分別為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教授、博導;復旦大學國際投資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項目編號:16ZDA04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項目編號:71572048)的資助】
【參考文獻】
①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7年2月28日。
②李玉梅、劉雪嬌、楊立卓:《外商投資企業撤資:動因與影響機理——基于東部沿海10個城市問卷調查的實證分析》,《管理世界》,2016年第4期。
責編/張寒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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