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比較研究置于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就會發現，比較研究從一開始就不是一種單純的方法論，而是同時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和話語方式深嵌到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之中，很多哲學社會科學名著實際上都是建立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的。比如，20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為了證明西方資本主義起源的獨特性，便選取中國等國作為參照系展開比較研究，撰寫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等著作。韋伯的目的并不在于揭示中國傳統社會的特性或深層結構，而是以中國為“他者”，試圖更為深刻地凸顯西方文化發展的歷史獨特性，其學術話語具有將非西方世界另類化的傾向。

循著這種路徑構建起來的西方現代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偏執之處，壓抑了非西方國家學術研究的話語權。首先，這種比較研究形成了一些武斷的歧視性判斷，如在現代化起源問題上，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發生，不過是對西方文明刺激性挑戰的被動回應。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缺少中國等國家主體性的現代化研究，與其說是比較研究，不如說是按照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簡單對號入座，認為凡是和西方相同的，即為有利于現代化的因素，反之則不是。其次，這種先入為主的比較研究潛藏著一些基本的話語預設和凝固性的命題表述。例如，在比較中西社會異同時，動輒稱西方以個人為本位、東方以家族為本位。這種主觀色彩極濃的籠統概括，忽略了中華文化是一個不斷變化更新的復雜文化體，自然就難以完整準確地反映中華文化的真實特性。最后，這種比較研究遮蔽了非西方社會存在的問題，淡化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學術研究中的問題意識。正如有學者認為的那樣，陷入別人的話語場中無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別人特有的問題意識所覆蓋，最終導致思考主體性的喪失。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必須防止以往比較研究中學術話語表達的片面和錯位，努力增強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構建新的學術話語體系。這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必然要求。為此，應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基于本土經驗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及其內涵進行新的界定和詮釋。比如，我國學者基于本土經驗所提出的“城鎮化”概念，實際上就是一個基于比較視域而進行的理論創新。城市化不是城市元素對農村的簡單覆蓋，而是二者之間復雜漫長的互動過程。與歐美國家不同，我國歷史上形成了廣泛的村鎮系統，因此，在我國討論城市化必須考量村鎮的因素。此外，由于一些歷史原因，我國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結構，這對城市化進程產生了特殊影響。我國的“城鎮化”概念實際上是將城市化研究融入中國社會、經過比較研究再思考后提出的，是對世界城市化理論的貢獻。

二是通過比較研究方法的創新實現學術話語的轉換與更新。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一種“互為參照系”的比較研究方法，這一方法基本包括兩個步驟：第一步用西方的經驗來評價在中國發生的事情；第二步用中國的經驗來評價西方。通過將比較研究中主體與客體的位置進行互換，得出新的價值觀念。與傳統的比較研究方法相比，這似乎是一種可行的至少是合理的比較研究方法。

三是以開放的心態開展海外研究。構建學術話語體系，不能僅僅將目光局限于本土社會，而應放眼世界進行比較研究。西方學界在構建現代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時，拿西方以外的社會當鏡子照他們自己，以自己為中心構建了學術話語體系，而包括我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卻沒有經歷這個過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想擺脫話語依附，需要到海外去做田野調查，拿外國社會當鏡子，在此基礎上以我們自己為中心構建學術話語體系。這樣的往來互動對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作者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7年06月19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