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說到翻譯工作方法或曰翻譯過程上的認真，傅雷的體會，首先是認真地選擇要翻譯的作家作品。傅雷選擇翻譯的法國作家主要是伏爾泰、巴爾扎克、梅里美、羅曼·羅蘭、莫羅阿，這些人的作品在文學史中的地位都是一流的，從18世紀的“啟蒙”，到19世紀的“寫實”，到20世紀的“現代”，都是法國文學的瑰寶，更是中國讀者（尤其是青年）需要的精神食糧。

傅雷譯《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本著為啟迪中國民族精神，來奮力做他的翻譯的。當然，在工作中傾注全部心血，付出全部努力，于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次，傅雷動筆翻譯之前，會“熟讀原著，不厭求詳”，他曾告誡青年譯者，“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絕不動筆”。當然，是不是每次工作都要那樣，現在也無從可考。

再次，翻譯中，對原文的遣詞造句之處反復琢磨，“煞費苦心”，琢磨其在原文中“美的法語”，在譯文中又如何成為“美的漢語”。當然，其中的苦與樂，難與妙，只有譯者自己知道。

翻譯初稿完成之后，還有校改這一通工作。傅雷對自己譯文的校改，也是極其認真的。從傅雷譯文的手稿和校樣（無論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還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手寫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修改，令我想到巴爾扎克本人在其校樣上的改動。

傅雷于1942年曾譯出法國作家杜哈曼的《文明》，因不太滿意，后于1947年3月“花了一個月的工夫把舊譯痛改一頓”，才由南國出版社出版（1956年的人文社版是南國版的重印）。另外，上文提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譯文是傅雷在抗戰期間完成的，20世紀50年代，傅雷出于對自己譯文的不滿，從1952年6月到次年3月，特地校訂修正了全書，在一篇介紹性文字中，他甚至這么說：“這部近代古典巨著，初稿本是于十年前問世，先后印行七版。茲由原譯者全部重譯，風格較初譯尤為渾成。”

傅雷對自己的譯文要求之嚴，在1963年給當時還是年輕譯者的羅新璋（后為著名文學翻譯家）的信中可見一斑，他明確表示：“鄙人對自己譯文從未滿意，苦悶之處亦復與先生同感”；“尊札所稱‘傅譯’，似可成為一宗一派，愧不敢當。以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而論，自問與預定目標相距尚遠。”

傅雷對自己每天要翻譯多少字數，也都是絕不馬虎的。長年累月中，傅雷每天都在書房中做翻譯，自己給自己規定了工作量，每天不達到那個數量，就不做別的。以己及人，他對兒子的鋼琴訓練也有苛刻的規定，傅聰不完成每日的訓練量，是斷然不可以去玩的。

也正因這樣，在短短的58年生命中，傅雷用大約37年的時間認真工作，翻譯了約500萬文字的譯文，包括文學、美術、音樂、政論方面的作品30多部（這是我根據2002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全集》自己統計的）。其中巴爾扎克的10多部小說，以及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和《三巨人傳》最深入人心。可以說，正是由于傅雷，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書在中國贏得了比在法國還多的讀者，贏得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好”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