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最關鍵因素仍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從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看，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產生，是利用別國剩余儲蓄來維持超出自身生產能力消費水平的必然結果。從國際分工的歷史和現實看，貿易順差和逆差更多反映的是各國工業化進程階段性特征及全球產業布局，并非如美國一些人宣揚的那樣，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從全球價值鏈來看，貿易順差反映在中國，但利益順差在美國

日前，美國宣布對華啟動301調查。這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做法不僅引起了中方的不滿和抗議，也勢必給中美經貿關系的正常發展造成損害。近年來，美國多次提出要削減不斷高企的對外貿易逆差，此次對華揮舞“301大棒”也是基于這一立場。不過，需要看到的是，決定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最關鍵因素仍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

從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看，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產生是利用別國剩余儲蓄來維持超出自身生產能力消費水平的必然結果。20世紀60年代后，美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對其國內產業結構實行了重大調整，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逐步外移，在國內主要致力于集成電路、精密機械、精細化工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以服務業為主，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格局。這種格局表現為美國國內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美國又不斷利用美元的國際“硬通貨”地位彌補其國內生產不足，最終產生了巨額貿易逆差。這是美國貿易逆差的“病根”。

從國際分工的歷史和現實看，貿易順差和逆差更多反映的是各國工業化進程階段性特征和全球產業布局，并非如美國一些人宣揚的那樣，是人為因素造成的。比如，從歷史上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在工業化階段曾長期保持順差。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在從1874年—1970年的97年里，有93年保持順差；德國從1880年—2016年有統計的137年中，有84年是順差；日本從1981年—2010年連續30年順差。與之相比，中國外貿只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才逐漸由持續逆差轉為順差，這是中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后客觀規律作用的結果。

不僅如此，在中國目前的貿易順差中，有很大一部分從日、韓等東亞發達經濟體對美貿易順差轉移而來。中國商務部今年發布的一份報告專門指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占美國逆差總額的比重從2001年的20%升至2016年的47%，但同期美國對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貿易逆差占比從23%降至11%。

從全球價值鏈來看，貿易順差反映在中國，但利益順差在美國。據中方統計，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59%來自外資企業，61%來自加工貿易。中國從加工貿易中只賺取少量加工費，同時美國從設計、零部件供應、營銷等環節獲益巨大。最典型的例子當屬蘋果手機的利潤分成。商務部報告援引第三方機構調查顯示，一部iPhone7手機最低售價649美元，總成本大約為237.45美元，中國企業加工和提供電池總共獲得8.5美元，但美國企業僅在提供核心元器件一項上就獲得64美元。美國的貿易統計制度規定將原產地定為組裝并出口最終產品的國家，這就導致了沒有一個關鍵零部件在中國生產，但在中國組裝的產品都記在中國出口賬上的怪現象。如果擠掉這些發達經濟體生產的高附加值零部件“水分”，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可能減少40%左右。

從就業情況看，雖然特朗普政府一再強調貿易逆差奪走了美國制造業的就業崗位，但實情并非如此。美國商務部報告顯示，美國就業崗位流失在北美自貿協定生效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就已開始。據美方統計，2010年—2016年，美失業率逐年下降，從9.6%降至4.9%，總體貨物貿易逆差卻從6909億美元上升到7967億美元。貿易逆差與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減少并沒有直接關聯。

世界各國經貿合作是經濟全球化、國際產業分工、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結果。盡管美國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但美國居于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又擁有強勢貨幣，可以從其他國家進口大量質優價廉的產品來維持較低通脹率，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增長。來自國外的價廉物美產品提高了美國民眾實際購買力，增加了底層民眾的福利。對美國而言，這是占便宜，而不是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