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次飛躍：政治經濟學科學體系的完成

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后，馬克思重又退回書齋，除了對革命經驗進行理論總結以及為生計考慮的報刊政論寫作，他主要是潛心于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研究工作。19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馬克思進一步發展了他在40年代末初步取得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以剩余價值理論為核心，建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分析，這是他的思想發展過程中的第三次飛躍。這次飛躍確證和充實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結論，使之成為真正的歷史科學。馬克思兩大發現的完整呈現，也使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具備了堅實的科學基礎。這種結合，正是他一當開始積極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時就確定了的。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過程當中，他批判庸俗政治經濟學家說：“有兩種情況特別使亞·彌勒能對政治經濟學有所謂高超的理解。一方面他對于經濟事實完全無知，另一方面他對哲學只是抱愛好而空想的態度。”而當他在基于兩大發現來指導社會主義運動實踐時，例如在評判巴黎公社起義時，又強調：“對現存經濟制度完全無知的人，當然更不能理解工人為什么要否定這種制度。他們當然不能理解，工人階級企圖實現的社會變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歷史的、不可避免的產物。”

有了這樣的結合，對資本主義諸建制的崇拜，或者對資本主義進行抽象理性的或人本主義的批判，才徹底失去了意義，被徹底超越了。但是這樣的結合所提出的資本主義批判，仍然是在繼承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創造的一切合理遺產的基礎之上。作為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核心內容的馬克思的資本批判，辯證地揭示現代文明的基本成果和限度所在，它因此超越了后現代主義式的虛無主義解構。首先，馬克思主義要把現代性的合理因素即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從現代性的西方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式當中拯救出來，并且其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分析框架，正是指出了是現代大工業的巨大生產力造成了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并為突破后者的桎梏提供物質前提。其次，在現代大工業這一物質生產力因素當中，又包含著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絕不否定科學的理論成果內容本身，絕不否定科學所屬那種理性、概念、邏輯、因果、規律等的人類基本認知范式，而只是批判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形式下的應用;而馬克思主義對于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研究，本身也正是將其視作為一門歷史科學，根據科學理性的要求進行敘事。馬克思主義批判舊哲學，是批判其抽象性和思辨性，特別是批判舊哲學中的理性神秘主義和唯心主義宏大敘事;至于馬克思主義批判庸俗政治經濟學家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庸俗方面，則更是認為這恰恰是資產階級的狹隘視野窒息了他們的科學研究，而其本身是要發揚政治經濟學當中的科學成分。再次，馬克思主義在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形成科學的理論指導下的科學實踐，也即是使得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揚棄性批判得以科學地進行，全面超越了后現代主義。

而除了以上三點徹底的和邏輯融貫的后現代主義主張被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超越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由于后現代主義反對的是理性本身和總體性本身，后現代主義是試圖把整個世界非理性化、碎片化，因此這一思潮的許多元素，還可以表現為是迎合了近代啟蒙主義傳統的某些片斷，而不是清晰的對立，例如上文中我們看到將海德格爾與康德哲學的雜糅式理解那樣。與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尤其相關的一點，是它們之中所包含的原子化個人主義因素，脫離資產階級的市民社會來談論個人的境遇。而對近代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批判，已經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指出，無論是單個的個人，還是由這樣的個人通過社會契約組成的社會，都不是現實的個人，而只是存在于人們的想象中的抽象個人和由抽象個人組成的抽象社會。近代市民社會中的個人擺脫了前現代社會中的自然聯系，獲得了形式上的獨立性。實際上，這種獨立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這里的物是指客觀化的商品資本關系，商品資本不過是特定社會關系的抽象表現而已。后現代主義者不了解，抽象地強調個體性和差異性并沒有超脫于現代資本主義本身。馬克思主義指出的自由個性和建立在自由個性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才既超越了理性主義神秘論和唯心主義的總體性，又超越非理性主義和碎片化。

馬克思這三次飛躍的進程，同時包含著超越啟蒙主義傳統的線索。第一次飛躍開始超越傳統啟蒙主義的抽象理性原則，也開始從哲學的共產主義立場和實踐觀點出發批判資本。第二次飛躍基本完成了前兩部分超越，超越了啟蒙范式下的整個西方近代哲學，并開啟了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的考察，看到了建立在資本與勞動對立之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矛盾，開始從這種內在經濟矛盾出發批判資本主義，開始積極地建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第三次飛躍則是以完整的科學成果對啟蒙范式超越的最終完成。在三次飛躍對啟蒙主義的超越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始終不同于后世的后現代主義，它沒有混同于后者的批判方式，沒有對現代性的思想遺產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極端立場，而是依據辯證的理性立場，對現代性啟蒙主義進行了內在的客觀批判。真正意義上的后現代主義是在20世紀60、70年代以后才形成的，但后現代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早在此之前就出現，有人甚至把19世紀中葉以來的整個西方以反傳統哲學為特征的思潮都歸屬于后現代主義范圍。馬克思的思想經歷三次飛躍，特別是經歷第二、三次飛躍的時候，實際上一些后現代主義的觀點已經在西方世界開始出現并在一定范圍內得以流傳。實際上，馬克思思想的這三次飛躍，特別是第二、三次飛躍既是對啟蒙主義的批判與超越，又開啟了對后現代主義的批判與否定。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啟蒙主義的理解，只是停留在馬克思思想還沒有實現第一次飛躍的階段，即停留在馬克思19世紀40年代初的思想上，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后現代主義的理解，則根本無視馬克思思想的第二、三次飛躍，即把馬克思19世紀60年代末之前的思想，甚至40年代末之前的思想就視為是馬克思的理論。真正能夠代表馬克思的理論創造和理論本質的，或者說真正能體現馬克思理論的“真精神”的，主要是馬克思19世紀40年代末以后，特別是60年代末以后的思想。（注釋略）

（作者陳學明，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馬擁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羅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姜國敏，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

網絡編輯：張劍

來源：《學術月刊》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