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從嚴治黨會影響經濟發展嗎？”吉林省四平市科學技術研究院以其20余年由盛轉衰、由衰到亂、再由亂到治的生死起伏，擲地有聲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有了全面從嚴治黨，我們才起死回生！”歷經磨難的科研院職工衷心希望：“黨中央從嚴治黨一刻也不要停，一步也不要退！”

　　“如果沒有全面從嚴治黨的大環境，科研院就徹底完了”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四平市科研院曾是全市效益最好的生產性事業單位和納稅大戶，是“很多人擠破頭想進去的好單位”。2001年工資改革前，科研院人均月薪已達2000多元，高出政府機關一倍多。但就是這樣一個“肥得流油”的科研單位，由于先后兩任院長和一批干部的前“腐”后繼，厚實的家底在短短10年間被揮霍一空，昔日的“明星企業”變成了腐敗分子招搖過市、歪風邪氣大行其道的“鼠窩”。

現正在接受組織調查的董衛東，1998年出任科研院院長。“一上任，他就強令拆除運轉良好、剛剛檢修過的自動輸煤鍋爐，高價更換了一臺需要人工輸煤的二手鍋爐。”科研院職工常文回憶，“之后幾年，董衛東肆無忌憚地貪污、受賄、行賄、養‘小蜜’，把科研院的風氣徹底搞壞了！”

繼任院長程曉民，不僅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親友的經營活動牟取利益，而且虛報冒領國家專項資金，使科研院的亂象進一步“雪上加霜”。

上行下效，科研院23名中層以上干部有22人先后“淪陷”：采購處長，將從沈陽采購的原料，運到大連親戚家辦的工廠換個包裝再運回四平，每噸價格就從12000元翻到了38000元；財務處長則成了“專業做假賬”的高手，從2008年至2016年，有近1萬張票據涉嫌違規違紀違法，涉及金額高達1.76億元；人事勞資科長，“群眾不管辦啥事兒，哪怕是退休職工報銷醫藥費，至少都得送她兩百塊錢”，人送綽號“陸二百”；車間主任，明目張膽地成車盜賣產成品，剛購進的原料包裝還沒拆，轉眼就以“廢料”名義低價賣出；銷售處長，不僅虛報盈利套取巨額“業務提成”，而且干脆把一些應收賬款轉到個人賬戶……

“看到領導的貪樣兒，自己每天下班如果不從單位也拿點兒啥，心里都感覺虧得慌。”普通職工盜竊成風，偷原料銅線、偷產品、偷鉗子扳手用具……有的職工實在沒的偷了，竟把車間的暖氣片鋸下來賣錢。更有甚者，還有職工盜賣氯氣罐，在廢品回收站切割時導致氯氣泄漏，導致了重傷2人、傷4人的重大公共安全事故。

領導貪腐、家底敗光、歪風盛行、人心渙散，科研院終于陷入長期停產停工，負債8000余萬元的境地。到了2016年3月，企業拖欠職工社保費近1400萬元、醫保費70萬元，職工曾連續9個月沒有拿到工資，甚至連喪葬費也發不起了；有的職工到了退休年齡因為社保欠賬而無法退休……

“如果沒有全面從嚴治黨的大環境，科研院就徹底完了！”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長徐紹剛痛心疾首地說。

　　“共產黨的干部，就不能怕見群眾”

為了“求條活路”，一些職工開始上訪。科研院副院長馬力告訴記者，2010年開始，上訪還是零星的，到了2012年，就出現了大規模集體訪。有幾次，甚至長時間圍堵市委、市政府，時任市委書記、市長上下班只能從一樓辦公室跳窗戶進出，午飯用吊籃將飯菜打上去。截至2016年初，上訪者先后到市、赴省、進京上訪近400次。

“我們跑遍了相關部門，卻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科研院工會負責人、當年的上訪帶頭人于飛說，“當年，我們找到分管副市長，卻說管事的是另外一個副市長，等再找到另外一個副市長，卻說還得找分管副市長。”

“廳長局長，我們上訪時見了不少，但沒有一個人真心幫我們解決問題。有的干部信口開河，問我們為啥不造機器人賺錢，一個就能賣600萬元；還有個局長說能證明我們事業編制的材料丟了，原因是電腦硬盤太小被擠出去了。你糊弄人，也得找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啊！叫我們怎么相信他們的話？”于飛談起這些，依然情緒激動。

一邊是群眾接二連三地上訪，另一邊卻是貪腐“依舊”，董衛東甚至還當上了省黨代表、省勞動模范，公開叫囂“四平市沒人能查我”。

一些職工對黨組織逐漸失去了信心。失望之下，擁有20年黨齡的工人常文，竟提出退黨。

“科研院的這個‘爛攤子’必須解決了！”2016年初，四平市委、市政府決定將市科技局交由剛剛掛任市委常委、副市長的徐紹剛分管。市委書記趙曉君說，“我們考慮，紹剛同志是掛職干部，與四平沒有任何交集，便于放開手腳。”

徐紹剛一頭扎進了科研院職工中間。科研院132名職工，除去內退和臨時工30多人，80多人都參與過上訪，在兩個多月里，徐紹剛面對面約談了66人。他把所有上訪者的電話要來，然后陸續約到辦公室談話，白天時間不夠就晚上，工作日時間不夠就用節假日，最晚一次談到凌晨3點多。他說：“共產黨的干部，就不能怕見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