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全球矚目,萬眾關切。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開幕式上所作的報告,不僅高度回應了這種關切和期待,而且還帶給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更多的驚喜、振奮和鼓舞,在國際上也引起巨大反響。這是一篇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文獻,是中國共產黨的新時代宣言。黨的十九大最有里程碑意義的是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從而提供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行動指南,鋪就了通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大創新
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重大理論創新,與學者個體或一般學術團隊的學術創新是有很大區別的。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創新至少要具備三個方面的基本條件:一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確實遇到了新的重大問題,老的理念、思路、辦法再也無法有效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二是黨的領袖或領導集體為了解決這些新問題,確實在集中全黨智慧基礎上提出了新的理論體系,并以此作出了新的戰略布局和制度安排;三是一旦新的理論體系指導實踐,這些新的重大問題的解決有非常明顯的成效,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的面貌由此就煥然一新了。這是中國共產黨近百年奮斗歷程的客觀事實,也是黨理論創新的歷史經驗和基本特點。因此,可以繼續以此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新價值。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是世情、國情、黨情不斷發展的客觀需要。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新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當代中國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堅持和發展這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究竟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執政黨、怎樣才能建成這樣一個黨這一關鍵性的時代課題。
應該說,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后,改革開放近40年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遇到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原來的一些改革發展理念和辦法,越來越不適應新時代的要求,越來越無法應對新時代的挑戰,改革發展中遇到的一些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為了解決這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和黨的建設、黨的領導方面存在的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并作出了相應的戰略布局和制度安排,逐步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一旦這種新的思想理論成果用于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面貌和黨的建設面貌就煥然一新了。自十八大以來,面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的外部環境,面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等一系列深刻變化,我們黨之所以能夠迎難而上,開拓進取,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方位的、開創性的歷史成就;之所以能夠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之所以能夠勇于面對黨面臨的重大風險考驗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以頑強意志品質正風肅紀、反腐懲惡,消除了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使黨內政治生活氣象更新,黨內政治生態明顯好轉,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顯著增強,從根本意義上說,都與逐步成熟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作用有直接關系。這是十八大以來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感同身受的巨大變化。
因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新,是具備思想理論創新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的。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容體系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十分豐富的理論內涵,構成了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在黨的領導主體和客體上,都提出了很多新思想。
在黨的領導客體方面,提出了七個方面的重要思想。第一,明確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第二,明確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第三,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是“五位一體”、戰略布局是“四個全面”,強調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第四,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五,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六,明確了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是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第七,明確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在黨的領導主體即執政黨自身建設方面,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突出政治建設在黨的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強調要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要求必須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求完善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確保黨始終能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強調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勇于自我革命。強調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力,統籌推進黨的各項建設,抓住“關鍵少數”,堅持“三嚴三實”,堅持民主集中制,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明黨的紀律,強化黨內監督,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堅決糾正各種不正之風。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以上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構成了今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新的重大意義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作出了科學界定,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并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論斷,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我們黨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自覺把握和遵循。抓住了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找準解決主要矛盾的方向和辦法,我們黨就能領導中國人民在偉大斗爭中做到綱舉目張,做到胸有成竹、從容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重要理論,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完善得更加精致,從而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路線圖時間表變得更加清晰,使中國人民過上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藍圖變得更加具體,越來越多的設計藍圖轉變為施工圖,越來越多的夢想變成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生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重要理論,對于促進全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領導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實現偉大夢想,作用不可限量;對于凝聚全球中華兒女同心同德共赴民族復興偉業,作用不可限量。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基本方略作出了科學闡釋,使得我們偉大事業的成功有了最堅實的基本方略,使“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有了“壓艙石”,使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有了“定心丸”。對十九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指導思想的表述,國內國外、黨內黨外都給予了極大的期待,因為這直接關系著十九大之后我們黨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怎么舉好旗、走好路的問題。而且這個指導思想不是只管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而是要管“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甚至要管更長時間。這就要求指導思想的表述一定要能夠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習近平同志在報告中的表述,可能是很多人之前都沒有想到的,但現在看來是最為科學的,最為妥當,也是最為實事求是的。這也再次充分體現了習近平同志作為偉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弘大氣度和歷史擔當,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善于集中全黨智慧的高超政治能力和決策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領導人民干的偉大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指引建設這一偉大事業的指導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彰顯了理論與實踐的圓滿融通,這也是一個科學理論精致簡潔追求的完美體現。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新時代如何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如何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特別是加強黨的政治領導和政治建設,提升黨的政治領導能力,作出了科學論斷。實現了執政黨建設理論的重大創新,實現了黨的領導理論的重大創新,表明我們黨對執政黨建設規律有了更高更自覺的把握和遵循,更標志著我們黨作為長期執政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越來越走向成熟和自信的同時,在黨的自身建設上也越來越走向成熟和自信。這對于從理論和實踐以及制度安排上保證黨做到“打鐵必須自身硬”,做到有足夠的能力和水平使自己一直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保證黨始終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值得信賴的主心骨,保證黨始終成為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時代先鋒和民族脊梁,都有極其深遠的意義。經過全面從嚴治黨錘煉鍛造的中國共產黨,必將以更加卓越的堅強有力的領導力和執政力,保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中國人民過上越來越美好的生活,保障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教授、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