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發現：

·交通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使上海、南京和杭州的輻射范圍逐步擴大，進而有效帶動了周邊其他城市的發展。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抓住了“互聯網+”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機遇，如杭州的智慧醫療和互聯網法院、紹興的智慧養老等舉措，提高了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

·科學研究院、產業園區的崛起，有效推動了長三角地區科技創新和城市進步。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生態安全水平和網絡信息安全水平得分普遍較低，有待進一步提升。

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必須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籌劃國家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此外，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新印發的《關于推進城市安全發展的意見》中提到了加快推進城市安全發展的必要性，《意見》指出“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人口、功能和規模不斷擴大，發展方式、產業結構和區域布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藝廣泛應用，新產業、新業態、新領域大量涌現，城市運行系統日益復雜，安全風險不斷增大。一些城市安全基礎薄弱，安全管理水平與現代化城市發展要求不適應、不協調的問題比較突出”，因此加快推進城市安全的發展迫在眉睫。

《關于推進城市安全發展的意見》還提到了城市安全發展的總體目標，即“到2020年，城市安全發展取得明顯進展，建成一批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相適應的安全發展示范城市；在深入推進示范創建的基礎上，到2035年，城市安全發展體系更加完善，安全文明程度顯著提升，建成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相適應的安全發展城市。持續推進形成系統性、現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體系，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區為基礎，帶動周邊、輻射縣鄉、惠及民生的安全發展型城市，為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堅實穩固的安全保障”。為此，我們應加快城市安全發展，尤其是城市群的整體安全發展速度。

此次測評針對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無錫、常州、蘇州、南通、鹽城、揚州、鎮江、泰州、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金華、舟山、臺州、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滁州、池州和宣城，共26個城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作為中國經濟發展重點區域之一，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支持資源型地區經濟轉型發展”。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層級性水平尚有提升空間，上海是城市群的核心，但輻射能力畢竟有限，距離上海比較遠的城市很難得到上海的輻射效應，發展相對緩慢，如安徽省；杭州、南京等副中心城市數量不足，承上啟下作用發揮不夠充分；紹興、泰州等城市，尚缺少有效的發展動力，定位也不夠清晰（崔大樹，李鵬舉，2017）。由此可見，需要研究長三角城市群各個城市的安全水平，探究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和協同帶動能力，為該區域的協調發展出謀劃策。

城市安全狀況指標體系的建立

指標體系建立需要考慮的因素

安全城市的內涵。正確掌握安全城市的內涵對于構建相應的指標體系有重要意義。安全城市是指對自然災害、社會突發事件等具有有效的抵御能力，并能在環境、社會、人身健康等方面保持一種動態均衡和協調發展，能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秩序、舒適生活空間和保障人身安全的地域社會共同體（馬德峰，2005）。安全城市理論主要包括六個具體方面：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是安全城市的基石；穩定健康的經濟增長與社會改革的和諧推進是安全城市的基本前提；科學的危機管理體制與健全的處理機制是安全城市的重要環節；普遍的公眾危機意識和科學的安全救助知識是安全城市的重要防線；政府是構建和管理安全城市的直接參與者；人類的全面發展為安全城市的最終目標（董曉峰等，2007）。安全城市的內涵不是狹隘的，其外延所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如環境安全、醫療安全、基礎設施安全、經濟安全、信息網絡安全等等，因此在建構指標體系時，需要多維度、多方面考慮。另外，安全城市不僅僅與城市居民的安全有關，還涉及居民對城市安全管理的看法，以及政府對安全建設的政策、對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能力等等。

測評指標的分類。安全化過程有四類不可或缺的行為主體。第一是安全化主體，主要是國家但不僅限于國家；第二是涉及對象，即安全需要得到保護的對象，通常指生活在城市的民眾；第三是威脅代理，主要指威脅來源，如自然災害、網絡病毒等；第四是聽眾，決定安全化邏輯被接受的程度，具體指城市居民對于城市安全管理的接受度、滿意度等。在安全化的推進過程中，不僅需要主要實施者發起行動還需要聽眾積極響應；不僅需要政府制定實施與之相關的政策、規定，同時需要及時聽取城市居民的意見反饋。基于這些原因，本次指標的測量研究方法不僅包含客觀數據，同時也包含通過采訪和調查獲得的主觀數據。

指標選取原則。構建指標體系時需要遵循全面性、整體性、科學性、簡明性、可操作性、動態性以及穩定性原則。同時，構建指標體系時，需要做到內容全面、計算科學、指標操作性強，且能反映時間變化等內容。

指標體系的具體構成

從指標體系構建的全面性、整體性以及可操作性出發，城市安全指標體系包含四個層次，分別是目標層、系統層、準則層和指標層。

目標層：以城市安全綜合發展狀況作為目標層的總指標，用以衡量城市整體安全發展水平、能力與協調度。在進行城市安全綜合發展狀況測評時，需要選擇動態指標、靜態指標、存量指標與流量指標等不同類型指標，使其可以在時間尺度上反映城市安全系統的發展速度和變化態勢，在空間尺度上反映整體布局和結構優化特征，在數量上反映總體發展規模和現代化水平，在質量尺度上反映安全城市的綜合素質、能力、潛力。

系統層：系統層由反映目標層的指標構成，為了實現城市各領域安全發展、協同共建的目標，系統層的指標分別由經濟社會安全指標、生態安全指標、公共衛生安全指標、社會秩序安全指標、網絡信息安全指標構成。從這五個指標出發，盡可能多方面、全方位的反映城市的安全現狀和待改善空間。

準則層：準則層將城市安全評價模型中的五個指標細分至詳細數據，從而指導指標層的構建。具體表現為根據系統層所設定的主要評價內容，判斷考察的變量是否重要；判斷要考察評價的變量是屬于輸入層面（可能造成影響的因素）還是輸出層面（評價安全體系的表現或者績效）。從政府主體性的角度來看，輸入型指標主要指政府為安全建設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對安全現狀會造成影響的因素，比如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城市維護建設資金支出、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和污水及生活垃圾處理率等。輸出型指標則指安全建設水平造成的結果因素，比如公眾對醫療質量水平的看法、城鎮登記失業率等等。公眾對政府在相關領域的表現的評價和期待水平則兼具兩種屬性，既是影響評價的因素也是評價所依據的績效。

指標層：指標層是用來反映各準則層的具體內容，它由單項指標體現，這些指標的設計不僅要靜態反映城市安全現狀，而且還要動態反映其變化趨勢。為了遵循全面性原則，指標體系的構建可選擇客觀指標和主觀指標并用的方式。既有公開的數據信息，同時也有通過問卷形式獲得的最終信息。

綜上所述，在本次城市安全狀況評價體系的構建中，安全指標主要由5個系統層指標構成，在系統層指標之下共12個二級指標。12個二級指標則由25個指標層指標構成。整個體系層層遞進，能夠系統、全面又詳細的反映城市安全建設輸入成本和輸出結果，能夠有效促進安全城市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