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司法需求

妥善審理涉民生案件。各級法院審結一審民事案件3139.7萬件，同比上升54.1%。制定關于勞動爭議、食品藥品糾紛、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司法解釋，審結相關案件232.5萬件。明確工傷認定標準，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海南、云南、陜西等法院設立旅游法庭，就地化解旅游糾紛。推廣河南、湖南、四川等法院破解農民工討薪難經驗，依法懲處惡意欠薪行為，為農民工追回“血汗錢”294.4億元。妥善審理涉及承包地“三權分置”、征地補償等案件126.1萬件，促進農村改革發展。妥善審理涉及扶貧、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等案件，促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維護婚姻家庭和諧穩定。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和萬事興。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全國婦聯等14個單位建立家事審判改革聯席會議制度，在山西、江蘇、貴州、新疆等地118個法院開展家事審判方式改革試點，探索建立家事案件冷靜期、心理測評服務等制度。依法為老年人追索贍養費，審結相關案件12.6萬件。制定審理夫妻債務糾紛司法解釋，明確夫妻共同債務認定標準，平等保護各方當事人合法權益。全面實施反家庭暴力法，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2154份，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間筑起“隔離墻”，切實維護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嚴。審結婚姻家庭案件854.6萬件，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糾紛，維護中華民族重視家庭的優良傳統，讓家庭成為人生的幸福港灣。

妥善化解行政爭議。各級法院審結一審行政案件91.3萬件，同比上升46.2%，支持、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履職。通過司法審查支持“放管服”改革，服務法治政府建設。妥善審理征地拆遷等案件，支持城中村、棚戶區改造，維護被拆遷人合法權益。配合推進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等工作，堅持依法裁判和協調化解并重，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解決。

努力方便群眾訴訟。推廣安徽合肥“互聯網+訴訟服務”經驗，全國86%的法院建立信息化訴訟服務大廳，為當事人提供線上線下、方便快捷的“一站式”訴訟服務。開發“智慧法院導航系統”，實現訴訟服務精準化，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內蒙古、云南、西藏、青海等法院推廣“車載法庭”，湖北、重慶、甘肅等法院在山區推廣“背包法庭”，新疆和兵團法院深入農牧區開展巡回審判，廣大法官深入田間地頭、草場林區，就地化解糾紛，讓司法更加便利人民、貼近群眾。制定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建立律師服務平臺，方便律師參與訴訟。充分運用全國法院遠程視頻接訪系統和網上申訴信訪平臺，方便群眾依法表達訴求。為當事人減免訴訟費19.9億元，會同司法行政機關加強法律援助，確保生活困難的群眾打得起官司。

保護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合法權益。審結涉港澳臺、涉僑案件8.1萬件，辦理涉港澳臺司法協助互助案件5.8萬件。簽署內地與香港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判決等兩個安排，拓寬司法協助范圍。出臺辦理接收在臺灣地區服刑大陸居民回大陸服刑案件規定等4個司法解釋和文件，推進兩岸司法互助。

加強涉軍維權工作。出臺維護國防利益和軍人軍屬合法權益意見，推廣涉軍維權“湯陰經驗”“信陽模式”“鄂豫皖模式”，軍事法院和地方法院審理破壞軍事設施、破壞軍婚等案件6491件，妥善審理有關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全面停止有償服務等案件，服務國防和軍隊改革與建設，促進軍政軍民團結。

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央宣傳部聯合開展“用公開促公正，建設核心價值”主題教育活動，在審判工作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充分發揮司法的教育、評價、指引、規范功能。出臺醫療損害責任糾紛司法解釋，明確醫院實施緊急救治免責的具體情形，為醫生救死扶傷提供司法保障。依法審理侵犯“狼牙山五壯士”名譽權系列案件，堅決維護英雄形象。依法審理“醫生電梯內勸阻吸煙案”“朱振彪追趕交通肇事逃逸者案”，讓維護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為受到鼓勵，讓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德的行為受到懲戒，讓見義勇為者敢為，以公正裁判樹立行為規則，引領社會風尚。

五、攻堅克難，“基本解決執行難”取得重大進展

各級法院加大執行工作力度，著力破解執行難，受理執行案件2224.6萬件，執結2100萬件，執行到位金額7萬億元，同比分別上升82.4%、74.4%和164.1%。

推動形成綜合治理執行難工作格局。2016年3月，在全國法院部署“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制定工作綱要和實施方案，明確時間表、路線圖。地方各級黨政機關高度重視執行工作，普遍將解決執行難納入法治建設重點工作，有效形成解決執行難工作合力。在北京、河南等地多部門共同參與下，北京法院順利執結全國首例萬噸糧食異地執行案。

有效破解查人找物和財產變現難題。與公安部、銀監會等10多個單位建立網絡執行查控系統，通過信息化、網絡化、自動化手段查控被執行人及其財產，共查詢案件3910萬件次，凍結款項2020.7億元，極大提高了執行效率。建立全國統一的網絡司法拍賣平臺，2017年3月上線以來，共進行網絡拍賣36.9萬次，成交額2545.3億元，溢價率52%，為當事人節省傭金78億元，在高風險的司法拍賣領域實現違紀違法零投訴。

不斷健全執行管理體制機制。在浙江、廣東、廣西等地開展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改革試點。建立執行指揮中心，推行執行案件全程信息化管理，四級法院執行指揮體系基本建成，執行管理模式發生重大變革。制定財產保全等15個司法解釋和規范執行行為“十個嚴禁”等33個指導性文件，對群眾反映強烈的案件掛牌督辦，切實解決消極執行、選擇性執行等問題。

強力實施聯合信用懲戒。認真落實中央深改組部署，完善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聯合國家發改委等60多個單位構建信用懲戒網絡，形成多部門、多行業、多手段共同發力的信用懲戒體系。創新工作機制，江西法院建立“法媒銀·失信被執行人曝光臺”，河北、山西、內蒙古、青海等地法院開展專項行動，有效執結大量案件。全國法院累計公開失信被執行人信息996.1萬人次，限制1014.8萬人次購買機票，限制391.2萬人次乘坐動車和高鐵，221.5萬人懾于信用懲戒主動履行義務；加大對抗拒執行行為懲治力度，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處罪犯9824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懲戒格局初步形成，有力促進了社會誠信體系建設。

六、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促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

堅決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由最高人民法院牽頭的18項改革任務已經完成，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見提出的65項改革舉措全面推開，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講了很多年但沒有做成的改革，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效。

深化法院組織體系改革。按照黨中央部署，最高人民法院設立6個巡回法庭。2017年，巡回法庭共審結案件1.2萬件，占最高人民法院辦案總數的47%，實現最高審判機關重心下移，被群眾稱為“家門口的最高人民法院”。發揮巡回法庭貼近基層一線、就近化解糾紛的優勢，共接待群眾來訪4.6萬人次，最高人民法院本部接待來訪總量下降33.2%，助力維護首都社會穩定。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建設，著力解決訴訟“主客場”問題。設立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和天津、南京、武漢等15個知識產權法庭，有效提升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水平。

全面實施立案登記制改革。從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實行立案登記制，變審查立案為登記立案，對依法應當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當場登記立案率超過95%。加強監督，杜絕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問題。依法制裁虛假訴訟，維護正常訴訟秩序。在福建、寧夏等法院開展跨域立案試點，構建當場立案、網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相結合的立案新格局，讓長期以來老百姓反映強烈的“告狀難”問題真正成為歷史。

全面推進司法責任制等基礎性改革。全國法院從211990名法官中遴選產生120138名員額法官，其中最高人民法院遴選產生367名員額法官。積極開展法官助理、書記員職務序列改革，充實審判輔助力量，實現85%以上人員向辦案一線集中。完善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改革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法官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充分激發廣大法官的工作積極性和責任感。堅持放權與監督相結合，構建全員全過程的監督管理機制。完善司法人員依法履職保障機制。推進人財物省級統管改革，著力構建新型司法管理體制。

積極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會同有關部門出臺改革意見，在全國法院試行庭前會議、排除非法證據、法庭調查三項規程，完善刑事訴訟制度。推廣浙江溫州、四川成都等地經驗，推進庭審實質化，完善偵查人員、鑒定人、證人出庭作證機制，依法保障律師閱卷、質證、辯論辯護等權利，發揮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的決定性作用。上海、貴州高院制定常見犯罪證據標準指引，促進提高刑事案件辦案質量。

推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和案件繁簡分流。推廣四川“眉山經驗”、山東“濰坊經驗”、安徽“馬鞍山經驗”，強化訴調對接，充分發揮人民調解作用，引導當事人選擇調解、仲裁等方式化解矛盾。聯合司法部開展律師調解試點，完善律師調解制度。堅持合法自愿原則，各級法院通過調解方式處理案件1396.1萬件。建立全國法院在線調解平臺，及時便捷化解糾紛。出臺繁簡分流指導意見，全國基層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和小額訴訟程序審結案件3241.6萬件。積極推進要素式庭審、令狀式文書、示范性訴訟等機制創新，切實提高司法效率。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在沈陽、長沙、西安等18個地區開展刑事速裁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縮短辦案周期，讓正義的實現進一步提速。

推進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在黑龍江、廣西、重慶等地50個法院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提高陪審員的廣泛性和代表性，讓人民參與司法、監督司法。完善陪審員參審機制，全國陪審員共參審案件1295.7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