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與政治家對地緣政治的認識有重大差別——

地緣政治是一個外來詞匯，但這決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沒有地緣政治思想，中國古代多用“形勝”“方輿”等，現代中國則多用“歷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來表述“地緣政治”的內容。 歷史進入20世紀以后，地緣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圍得到極大推進。在中國曾問吾、史念海、譚其驤等在其中都有大貢獻；西方同期的麥金德、馬漢、凱南、布熱津斯基等的研究也對學界產生巨大的沖擊。前者是為了中國反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時代主題，后者是為了英美國家拓展“生存空間”、推行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國家私利的需要。19世紀德國地緣政治學的倡導者們就認為，地緣政治是一種科學方法，是一種以編排地理資料去開發地理空間的思想。

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國家力量的絕對有限性和國家發展需求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國家發展自始至終面臨的基本矛盾，而貫穿其間的生存斗爭則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絕對底線和動力。由此而言，地緣政治的本質并不是地理與地理的關系，而是地理與政治的關系。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吃飯問題，對于國家而言，就是資源問題。由此而論，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現代地緣政治學說的本質特征。而資源則是地緣政治的核心。簡而言之，沒有資源就沒有地緣政治。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世界資源密集區便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天然中心。與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興市場國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區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工業資源最豐富的區域，這使得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強國都將目光鎖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并為控制這一區域進行決戰。

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筆者發現學者與政治家對地緣政治的認識有著重大的差別：學者注重并能較好地把握地理中的點與面的關系，以麥金德為先驅的西方的地緣政治學者還破天荒地為人們提供了從整體上認識世界地緣政治的全球框架，他們的理論缺點是其優點的過度運用。他們在紙稿上盡情揮灑他們天才般想象的同時，又得魚忘筌，聚焦了地緣卻忽略了政治，結果寫出的只是一部部優秀的“地理手冊”而不是“地緣政治”。他們筆下的“形勝”沒有一個是不重要的，他們書中那一個接一個的“樞紐地帶”宛如一串動人的“塞壬的歌聲”，誘使著他們的國家為爭地而四處“拼命”，由此拉長戰線、透支國家資源并導致國家的衰落。

卡爾·豪斯霍弗爾說：“在地理上無知的代價將是巨大的。”可惜的是，豪斯霍弗爾本人的理論就過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國地緣政治理論學者杰弗里·帕克評價說，正是“德國的地緣政治學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國的眾神之日”。如將這個評價用于西方許多地緣政治學者及其理論也是合適的。1908年，英國寇松勛爵在他的《邊疆線》一書中就瘋狂主張：“沿著上千英里的遙遠疆界，都將出現我們20世紀的邊防騎。”結果，與20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凱南、布熱津斯基的學說一樣，寇松的地緣政治學說成了讓英國為擴張利益無節制地四處“拼命”的學問?；粮裾f：“凱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墻都已配置衛兵防守，他的觀點對此有決定性的貢獻。事實上，由于崗哨林立，美國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地緣政治不應當被研究成讓國家四處“拼命”的學問。毛澤東說：“‘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這就是說，拼命只是戰役層面上的事，絕不能將它上升到戰略，尤其是國家戰略層面。1938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提出“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拼國家命運的決戰則根本不干”的原則。由于中國堅持了這一原則，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中國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英國的麥金德，德國納粹時期豪斯霍弗爾，美國的凱南、布熱津斯基等為自己的國家提供了一整套導致國家為爭地盤而四處“拼命”的研究，結果他們的國家卻倒在這些學者的眼前。

政治家是實踐地緣政治學的主體，能夠吸取和運用學者研究成果，充分認識不同地理空間的不同特點，較好地把握戰略目標與戰略資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轉化關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為他們的認識會使國家培養元氣，行穩致遠，而這樣的學識恰恰是麥金德、凱南、布熱津斯基等地緣政治學者力所不及的。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