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發布后，各民主黨派開展了“新政協運動”，民主黨派知識分子也在中共的幫助下開啟了一場“知北游”。在北上途中，他們直抒胸臆，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詞，其心態上的微妙變化亦躍然紙上。柳亞子寫下“六十三齡萬里行，前途真喜向光明”的詩句，寄托對解放區的期待。葉圣陶在日記中用“涓泉歸海”表達激動心情，稱此番盛事“生平罕見”。朱蘊山等人則不約而同使用了“神州解放”等佳句。到達北平之后，共產黨人給這些知識分子留下了極好的印象。葉圣陶、徐鑄成等人不吝筆墨，大贊“民眾翻身”“新天地”“新社會”的氣象。柳亞子更是在致謝辭中高呼“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激動心情溢于言表。

傳統知識分子、自由知識分子與革命知識分子“捧著一顆心”走到了一起，但除了少數與中共有較多接觸的左翼知識分子外，大部分知識分子對共產黨以及新政權還比較陌生。他們在情緒上表現得樂觀昂揚，對于即將從事的事業卻普遍缺乏足夠認識。葉圣陶坦言，自己雖明白將要去參與一項“極其偉大的工作”，對于“究竟是什么樣的工作”“應該怎樣去做”“自己能不能勝任”等問題卻認識“相當模糊”。此外，各民主黨派在誕生之初還不可避免地存在成分復雜、綱領不明確等問題。正如周恩來所說，民主黨派成員“從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一直包含到進步分子”，而政治傾向“又從君主立憲一直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有”。在國家統一的愿景即將完成之際，民主黨派內外的分歧逐漸凸顯，新政協代表名單也因之成為多方關注的焦點。

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指示周恩來直接領導籌備會第一小組并重新對名單進行審查。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在《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向各民主黨派明確了甄別的標準，即在1948年“五一”之前已有組織或開始建立組織，“并且很快地響應了‘五一’口號的，就可以作為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李維漢進一步指出，“處理這些請求的基本指導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嚴肅性，嚴格分清敵我……同時在此基礎上強調團結的廣泛性。”通過靈活掌握上述原則，第一小組在審查中既充分肯定了民主人士的歷史貢獻，同時對各民主黨派進行了有效整合。

針對部分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對代表名單的不同意見，共產黨人發揮了協調作用，統戰部在充分尊重各民主黨派意見的基礎上協調了代表名單，從而保障了新政協的順利召開。以醞釀新政協代表名單為契機，各民主黨派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完成了黨員梳理并對內部的知識分子資源進行了有效整合，從而為向現代參政黨的轉變做了準備。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參政所依賴的政治空間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報刊與松散的民間團體不再作為知識分子表達政治訴求的主要平臺。通過團結在民主黨派周圍，知識分子以參政黨成員的身份實現了從“文人議政”轉向“參政議政”。

1949年9月15日，周恩來在新政協籌備會黨組會議上談到革命勝利后如何動員各方力量參加建設的問題，他號召共產黨人要積極“到他們中間去”“領導他們”。從發布“五一口號”到召開新政協，中國共產黨以實際行動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實踐探索與理論貢獻，同時也為近代自由知識分子、保守知識分子向新知識分子的轉型提供了歷史條件與環境。知識型政黨在此過程中初步完成了現代性重組，知識分子愛國、民主、自由的訴求也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為場域得以實現。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漂泊了半個世紀之后終于在新中國落地生根，他們在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同時，自身也開始了向工農新知識分子的過渡，不僅為中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助力，更以其知識與智慧投身于現代新型民族國家的建設熱潮。

　　作者：劉亞娟 （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研究員）

《光明日報》（ 2018年04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