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本身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政黨，這決定了全面依法治國是符合全體人民利益的法治方式。

【關鍵詞】法治建設  司法改革  思想動態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法治進程明顯加快，尤其是司法改革有效推進并且取得了諸多成就，解決了以前想解決而沒有能解決的問題，有人感到震驚，有人發出了法學理論跟不上法治實踐的驚嘆。同時，也引發了一些關于法治建設的爭議。

全面依法治國是符合全體人民利益的法治方式

有學者從法治與人治對立的角度出發，提出在“三權分立”體制下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具有普世性，沒有東西方之分。我國的法治沒有體現出對權力的制衡，不是真正的法治。學界認為，這已經不是什么新問題了，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法治的歷史局限性和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性質。法治是具有歷史形態的，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狀態。資本主義“三權分立”下的法治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產物，相對于封建專制下的司法制度，其擺脫了對封建主的依附性，更加注重保護人權，當然具有歷史進步性。但是，這種進步性也受到資產階級利益的局限，無法超脫為自由競爭及后來的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秩序服務的目的。多黨制、“三權分立”等形式的資本主義法治是把政治權力、國家權力人為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試圖在其相互制約中實現治理國家的目的。但是，這種制約對于是否能夠促進良法善治、是否能夠真正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是否能真正促進社會的發展，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換言之，“三權分立”本身或許體現了權力制衡的特點，但權力制衡體現的只是權力之間的關系或者權力運行方式，并不能解釋和決定權力的性質和正當性，將這種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國家治理方式作為普適性的法治方式，顯然是沒有依據的。

現階段，我國正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本身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群眾利益的政黨，這決定了全面依法治國是符合全體人民利益的法治方式，比資本主義“三權分立”下的法治更具有人民性、先進性。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并把全面依法治國提高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新高度，開啟了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征程。從內容上看，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包括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方面，目的就是實現良法善治。從路徑上看，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從保障上看，將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相結合，進一步強化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地位和重要作用。

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法治建設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今天，我們應該更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三權分立”下的法治的真實面目和歷史局限。社會主義社會是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法治對于社會主義社會而言，本質上是一種不適宜且會造成“水土不服”的上層建筑。試圖用資本主義法治中的權力制衡理論來否決黨在我國法治建設上的領導地位，理論上、實踐上均行不通。我們要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堅定自信，讓社會主義法治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西方司法獨立不可能滿足我國社會對公平正義的需求

有學者認為，西方的司法獨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唯一途徑，司法獨立是人類的共識，反對司法獨立就是反對法治，并認為西方的司法獨立應當成為中國司法改革的方向。學界認為，這種觀點既沒有認清西方司法獨立的本質，也沒有真正理解我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合理性與先進性。西方的司法獨立具有國家治理與司法技術兩個層面的意義，均不適應甚至落后于我國的司法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從國家治理的層面看，西方的司法獨立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是鞏固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上層建筑工具，是與多黨制、“三權分立”等資本主義制度相適應的司法體制。西方司法獨立試圖將司法權作為國家治理的一個獨立權力分支，以解決多黨輪流執政可能造成的社會秩序銜接問題，制衡立法權中的民主缺陷和行政權的專橫。但是，由于所謂獨立的司法權本身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維護者，所以這種制度只是服務于在博弈中勝利資本的利益，不可能真正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西方司法獨立只能是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組成部分，與我國的性質格格不入。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在我國的政治生活、國家治理體系之外另搞一套獨立的司法制度，與我國的政治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均不相適應，是沒有任何現實可能性的。

從司法技術的層面來看，西方的司法獨立也不可能實現我們對司法公正的根本要求。一方面，西方司法獨立過于強調形式公正，似乎法官不受外界干擾就一定可以實現司法公正。我們不否認這對于實現司法公正的積極意義，但這絕不是充分條件。如果一味強調所謂的形式公正，而對實質公正沒有給予應有重視的話，司法活動將會演變成一種價格昂貴的博弈游戲，訴訟技巧的作用可能會大于案件事實，也必然造成訴訟當事人實際地位不平等。不受外界干擾的法官如果缺乏應有的監督制約，法官也會任性地行使權力，對于錯誤的裁決也難以有效地糾正，這種所謂的司法公正顯然是不可能被我國人民群眾所接受的。另一方面，西方司法獨立導致了盲目的司法權威，使司法陷于“神明裁判”的歷史泥潭。在西方司法獨立體制下，法官和陪審團似乎是超然獨立的，僅僅依據“良心”對案件作出裁判。在一些西方國家，法官是選舉產生的，陪審團人員則強調隨機產生，但法官、陪審團自身的司法能力、思想觀念、職業操守并不會因此而達到公正司法所要求的理想狀態，這與中世紀的“神明裁判”相比，雖然增加了一些所謂的程序正義規則，但并無本質的區別。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但西方司法獨立無法對司法公正構成制度性支撐，不可能滿足我國社會對公平正義的需求。

當然，西方司法獨立中也有一些值得借鑒的“精華”，比如無罪推定、非法證據排除、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等一些具體做法。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優秀的人類法治文明成果，我們向來采取的是開放、借鑒的態度，但這種“為我所用”的做法只能說明我國法治建設對人類法治文明的開放性，而不能說明應當效仿西方的司法獨立。因此，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道路自信，既不走僵化教條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作者為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副所長，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責編/肖晗題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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