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中國已進入發展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1] 2018年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以《推動高質量發展 共同促進全球經濟繁榮穩定》為題發表致辭，指出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內涵，就是從總量擴張向結構優化轉變，就是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可見，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方向。那么，什么是高質量發展？新時代高質量發展何以可能？
一、 關于發展
發展一詞在不同的語境下有多種含義，不同的學科也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發展，賦予發展以新的含義。從哲學上來說，對發展的理解可以從兩個維度，一是客觀性的描述性維度，一是規范性的、評價性維度。客觀性的描述性維度把發展理解為一個客觀的變遷過程，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過程,是前進的上升的運動。早年的劍橋英語詞典中，發展是指人或事的成長、變化過程和向前跨越的過程;韋氏詞典解釋為展開新觀念的行為、過程或結果，都是這個意思。從發展的規范性評價維度，則把發展理解為內涵主體價值評價的過程或結果，發展已包含著人的主體向度，現實中常常是一種帶有肯定的，正面評價意味的規范性話語，如“發展是為一切人的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從最終意義上說, 發展不僅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質和經濟方面, 還包括其他更廣泛的方面。”[2]等等。可見發展實踐蘊含著兩種理性,一種是反映著社會發展客觀必然性的認知理性,另一種則是體現著社會發展“合目的性”的價值理性。認知理性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發展“是什么”、“怎么樣”以及社會如何發展得更快等問題,而人文價值理性或道德理性,主要解決的是社會發展“為了什么”、“應當是什么”、“怎么樣才能更好”一類的問題,它主要給發展實踐一個善的、美的基礎和價值引導,給人的發展活動一個長遠的合理的目標導向。因此，發展又是一種進步，除了突出發展的前進，上升方向之外，還包含有價值意蘊。也就是說社會發展不僅是自然的歷史的進程，還是內含著道德價值意蘊的“社會歷史進程”。
社會發展的規律在尚未被人類的道德理性認識、掌握之前,是處于一種自發、自在的狀態,這種自發、自在的狀態，有時會給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甚至意想不到的危害。由此作為發展實踐的主體，我們必須運用道德價值理性,引導社會發展朝著應然的、道德合理的方向發展。所以，所謂好的健康的發展就是主體在依循社會發展自然規律的基礎上，結合以往好的經驗，根據新的發展目標、發展需求，把發展的目的與手段結合起來，把發展方式和機制結合起來，形成的以人為本的可持續性的高質量的發展。好的發展是社會的所有成員都得到發展，發展的終極目的是人的物質文化生活質量的極大提高，是人的全面的自由和解放。
二、高質量發展的理念及原則
（一）高質量發展首先要有好的發展理念
一定的發展理念是時代精神、實踐理性和價值取向的直接反映，它引導著一個國家、民族的發展方向，對社會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所謂發展理念，主要是對發展的本質與意義的最根本的認識和體悟。一定的發展理念是與其相應的整個發展理論的內核所在，它支撐和影響著某種發展理論的形成和建構，同時又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發展實踐。” [3]中國明確提出了新時代新的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即好的高質量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實現發展的動力轉換。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不僅鼓勵本國創新，還包括學習和利用國際創新。協調發展是指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協調發展。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協調發展雖然呈現為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的協調，但這些協調背后是更深層次的利益協調。所以協調發展要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諧性，而包容性、和諧性需要更好的納入更多和更好質量的公眾參與，調節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解決以往發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綠色發展是要解決“生態危機”，實現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模式，實現人與自然的長久“天人合一”。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對外開放，而是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發展的內外聯動性，以擴大開放帶動創新、推動改革、促進發展。積極承擔與我國能力和地位相適應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全球發展的公正性，確認我們在發展中的主體地位，認識到我國發展對世界發展所產生的重要作用。共享發展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建設成果，并且是在人人參與的共建中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的共享，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也是我們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
中國新時代新的發展理念為什么是好的發展理念？因為它堅持“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它超越了傳統的發展理念，更適合中國國情；因為它不忘本來，借鑒外來，面向未來，是立足本土，超越西方模式和理論的中國特色發展理念。
對個體來說，我們從何處來，又向何處去，這是一個永恒的哲學命題。對于國家、社會而言，同樣存在這個問題。社會如何發展，我們從何處發展而來，我們將向何處發展而去，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在不斷書寫，人們對自身所處社會的整體認識也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開始改革，期間不斷對照西方的理論、經驗和做法，進行中國本土的實踐。由于西方的思想理論和實踐經驗是西方特定國家的特定歷史經驗的產物，對于我國這種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西方的很多理論常常難以提供有效準確的指導，盲目照搬西方發展模式更是行不通的。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中國立足自身國情和實踐，從中華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東西方各家之長，堅守但不僵化，借鑒但不照搬，在不斷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發展道路。” [4]所以在借鑒的基礎上我們有理由相信，本土文化和本土經驗是建構我們自己發展理論的重要資源。
（二）高質量發展要遵循一定的倫理原則
筆者認為高質量發展，在堅持新時代五大發展理念的前提下，我們還應遵循以下的倫理原則：
1．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原則
我們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具體表現為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措施最終都要落腳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上，要針對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精準施策，加大對教育、就業、收入分配、醫療、社會保障、住房等民生領域的改革力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以人為本的發展是人民參與的發展。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中國社會難免會積累一些社會矛盾，同時，隨著民眾全面素質的提高，參與政治和社會治理的意愿將會不斷上升。發展必須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諧性，需要不斷地在制度上進行創新，逐步納入更多和更高質量的公眾參與，調節社會各階層的矛盾，這也是科學發展的基本要求。
2．效率與公平統一原則
從動態操作上來說，公平與效率理論雖然具體表現為時序問題，但哪個目標作為經濟發展起始階段的優先考慮，哪一原則是解決另一原則的前提和基礎，是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價值判斷之一。在經濟發展中我們要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的原則，堅持新發展理念，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三大變革”。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所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難都表明，公平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一個國家如果不能為自己的國民尋求公平和正義，將永遠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發展，并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社會公平和正義，既是我們評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點，也是評價我們現代化發展成就的重要標尺。所以，在發展中要堅持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倫理原則。
3．整體與長遠相結合原則
發展是全面的、系統的、多因素的，所以要堅持整體和長遠原則。整體原則不僅強調從整體聯系的角度來把握發展，更強調從全景性的視角，長期的歷史的視角來看待發展問題的形成及發展問題的解決。沒有對整體的把握，也就沒有比較，沒有批判，沒有反思；而長遠的原則則是能夠把短期的趨勢放在比較長期的視野之下來看待發展，以一種“過程化”思路來把握發展。因為發展是以技術進步、經濟進步為基礎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文明要素的全面系統推進與轉換過程，是傳承和交往、自我創新與借鑒學習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因此遵循系統的、長遠的原則是發展本身的必然要求。
4．人類共性與本民族發展個性相統一原則
在發展中只看到普適化或獨特化都是片面的。普適化發展偏執于把普遍性與西方模式作簡單認同，錯誤地認為西方模式就是現代化的唯一模式，就是現代化的楷模。而獨特化發展則偏執于把每一種文化、每一種國情的特殊性強調過頭，粗暴地否認人類發展和人類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馬克思主義理論告訴我們，應該把普遍性與特殊性、傳統性與現代性、理性與情感和諧地統一起來。我們既要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發展并非一個簡單地向西方國家復制的過程，它更重要的是蘊含著每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社會文化視野中對發展的不同價值取向模式的選擇；同時也要看到社會發展其實也是一個現代化、全球化的過程，它也需要我們學會用全球化的視野去看問題。應當面向世界，形成全面開放意識，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因此，我們要堅持人類共性與本民族發展個性相統一的發展原則。
三 、高質量發展要處理好幾種關系
黑格爾曾指出：花朵開放的時候花蕾消逝，人們會說花朵把花蕾否定了；同樣的，當結果的時候花朵又被解釋為植物的一種虛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實是作為植物的正式形式取而代替花朵的。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相互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們的流動性卻使它們同時成為有機統一體的環節，它們在有機統一體中不但不相互抵觸，而且彼此都同樣是必要的；而正是這種同樣必要性才構成整體的生命。社會的發展是處在一個復雜的互動的網絡系統之中，任何巨大的社會變遷都不是單因素或少數因素促成的，而是眾多因素促成的。因此，高質量發展還要處理好以下幾種倫理關系：
1．人與人的關系：
中國文化豐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提出了“和”的思想。孔子說“和為貴”，這個“和”是包羅萬象的，其中包括了人與人的關系，是一種與“天時”“地利”配套的“人和”理想境界。所以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的思想。他所謂“人和”是既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還包括人民之間的團結一致。除此以外，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我們還強調“仁”。因為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上無法獨立存在，隨時隨地都會有“二”，即“已”（自已）與“人”（別人）的存在。孔子孟子在人與人的關系上都特別強調要“推己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離婁下》有“仁者愛人”，“愛人者，人恒愛之”等，這些實際上是道出了文明社會的一個基本的人與人關系原則——互敬互愛。印度詩人、哲人泰戈爾曾說：“是合作與愛心、互助與互信創造了文明的力量與真實優點” 。[5] 因此社會的發展離不開人與人良好健康的關系。
2．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類首先是求生存，人類所有衣食住種種物質的需要最初都是要從自然界獲取的。而我們從自然界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是生產。生產離不開兩種關系：人對自然的關系和人對人的關系。因為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人類的生產從來都不是單個的個人面對自然界，而是以一定的方式組織起來面對自然界。馬克思主義已經雄辯地證明，人類組織起來從事社會生產的方式及由這種方式決定的人與人的物質關系——生產關系，由生產力決定并隨著生產力的改變而改變，而人與人的其他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等又由生產關系這一原始關系決定。因此二者是緊密聯系，相互依存的。人對自然的關系的改變決定并要求人對人的關系隨之變化，人對人的關系的改變適應并反作用于人對自然關系的改變。正如張岱年先生所認為，中西文化基本差異的表現之一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中國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西方文化則強調征服自然、戰勝自然。[6] 中國文化在天人關系方面的主導思想是天人協調。這種天人協調，是“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與自然融合與自然游樂”，[7] 是在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調整、引導、改造自然以滿足人的需要的同時，又主張人要適應自然、保護自然、順應自然規律，從而達到“天人合一”。多年來，我們大力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經過四十年的快速發展，積累下來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顯現，進入高發頻發階段。比如飲用水安全問題、土壤污染以及全國頻繁出現大范圍長時間的霧霾污染天氣等等。這些突出環境問題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身體健康帶來嚴重影響和損害，社會反映強烈。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8] 因此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保護好生態環境，關系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關系中華民族發展的長遠利益，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
3．人與社會的關系
對于社會，有人把它理解為人們通過契約形成的“群體”；有人把它看成是先于個人、外在于個人并高于個人的獨立實體；有人則把社會看做是人的意識的體現的精神存在物。馬克思指出，“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 。[9]可見，“人是社會存在物” ，[10] 是構成社會的細胞，人類社會就是在人們的“交互作用”中建立起來的共同體。
人與社會既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又合二為一，人與社會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人會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對社會發生影響，而人的實踐活動又受到社會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的制約。“生命的生產——無論是自己生命的生產(通過勞動)或他人生命的生產(通過生育)——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含義是指許多個人的合作” 。[11] 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社會的發展轉型會影響人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念，新的社會制度、規范和秩序會影響人性的發展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人又通過自己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指導實踐進一步影響社會。因此人與社會的這種內在統一的“交互作用”，要求我們在社會的發展中要處理好個人與社會的關系。
4．國內與國際的關系
我們處在一個全球化時代，“互聯網時代”，信息化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中國的發展應立足本土，實現超越西方模式和理論的中國式發展。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教授指出：模式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不是零和游戲。世界經驗會影響中國模式，同樣中國模式也會影響其他模式。模式之間互相學習、競爭和改進是全球化能夠貢獻給人類社會最寶貴的東西。中國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在于不斷地學習別人好的經驗和智慧，對外開放大量吸收了市場經濟的優勢和其他模式的經驗。對外開放很大程度包含了學習和融入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質。如西方先進的科技和管理，日本、“亞洲四小龍模式”等。人類是在相互學習和總結中進步，在不斷調整和改造中上升。中國在學習他國先進模式和經驗的同時，又繼承了自己優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色。張岱年先生曾認為，中西文化基本差異的表現之一是在民族關系問題上。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既要維護自己民族的獨立，又不向外擴張，其理想的民族關系模式是通過道德的教化去“協和萬邦”，這是中國愛好和平的優良傳統。哈佛大學教授、《注定一戰?中美能否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先生曾說：中國沒有占領別國領土的野心，這是好事。事實上，中國在文化上一直反對使用武力。孫子曾言，能在不動武的情況下達成目標是最好的。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就是愛和平。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于天性。這種特別好的道德，就是我們的民族精神。” [12] 在為世界和平做貢獻的同時，中國還將繼續為全球治理，全世界實施法治等方面發揮其建設性作用，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略。
習近平主席2017年在達沃斯、日內瓦主旨演講中提出了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提出了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13]的中國方案，為世界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徑。所以摒棄叢林法則、國與國平等地尊重不搞強權獨霸、超越零和博弈，開辟一條合作共贏、共建共享的文明發展新道路。
四、高質量發展應吸取歷史上發展的經驗教訓
歷史上不好的發展就是將發展的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將發展的目的與手段顛倒過來，扭曲發展的本質，致使發展的重心錯位，發展的價值失衡，最后將發展變成“無發展的增長”或“惡性發展”。比如：只追求單純經濟增長而不顧發展質量的“唯效率式發展”；以物為中心，見物不見人的“粗放式發展”；只顧短期效應，貪圖一時繁榮的“畸形式發展”等，都是不好的、片面的、扭曲的發展。
如不看質量的“唯效率式發展”表現在經濟生活中，就是對GDP的片面追求，對高速度的強烈攀比。這方面的理論代表是“哈羅德——杜馬模型”。這一理論模型的倫理支持是在國際經濟學界曾流行一時的看法：即生產優于分配，發展和公平不可兼得。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尚不足以從社會公正方面思考并付出平等改革的代價。要想達到經濟發展，必須犧牲社會公正。GDP的高速增長就是一切，為此甚至可以付出社會、政治、文化方面的巨大代價。只要把蛋糕做大，經濟增長的效益就會通過“涓滴效應”自動流入社會下層，一些社會經濟問題就會自動改善。
這種以效率優先為唯一價值取向的發展戰略，在20世紀50—60年代曾在剛贏得民族獨立，希翼迅速擺脫貧困的后發展國家中風靡一時，但先增長后分配的發展戰略在實踐中的實施結果令人失望，因推行這一戰略而陷入困境的典型就是拉丁美洲以及南亞諸國。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倫比亞等國雖然GDP有了高速增長，但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如貧窮、資源短缺、分配惡化、政局不穩等使這些國家陷入“現代化陷阱”。中國改革初期也曾一度以GDP為重，認為高速度就是一切。但隨后即從“效率優先”轉變為“效率公平并重”。正如阿瑟.奧肯所言：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以達到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社會發展要求。一個國家如不能為自己的國民尋求公平和正義永遠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發展。所以，搞好發展，雖然需要大力發展經濟，但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發展是經濟增長、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價值觀念變遷，自然協調生態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總稱。發展要以人為本，最終目標是改善和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要落腳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上。因此，真正的發展應當是主動的而非被動的發展，是有價值的發展而非破壞性的發展，是有意義的發展而非無意義的發展，是合乎人性的發展而非違反人性的發展。中國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正是在總結發展成功經驗，并吸取以往不好的、片面的發展的教訓基礎上，最終在實踐上實現真正的“好的”發展。
總之，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所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14] 中國面對新時代新起點、新征程、新使命，唯有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的主動作為，開拓創新、務實進取，才能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中國社會福利的倫理研究”成果）
龐永紅 重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