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目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體趨勢而言，中國社會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分層固化的可能。社會的不確定性和可變革性，使人們可以放棄既有的工作單位而選擇實現一種向上的社會流動。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流動建立在人們的一種選擇能力之上。年輕人的成就動機，激勵他們去選擇一種更為適合自己的職業和身份，進而實現一種超越和提升。
【關鍵詞】階層 社會流動 流動機會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識碼】A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進程之中，通過考試選拔人才成為人們向上流動的基本途徑和保障
在傳統中國，唯一保證人們可以向上層社會流動的途徑便是眾所周知的科舉制度，即人才的選拔更直接地依賴于科舉考試的結果。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這也算是一種較為公平的制度。在晚清廢除科舉制之后，現代學校教育取代了科舉制度。雖然強調考試結果公平的科舉制轉而為現代學校教育制度所取代，但在一定程度上，入學考試的門檻設置依舊承繼了“結果公平”的科舉遺風。
可以說，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進程之中，通過考試選拔人才成為了社會中人們可以向上流動的基本途徑和保障。因此，一個人即便出身寒門，亦可以通過在學校時期的刻苦努力，掌握專門學問和技能，進而獲得社會所賦予的良好工作機會和發展前景，并可以依靠在工作中的勤奮努力以及升遷機會而漸漸躍升至社會的高位，最基本的也可以邁入社會中等收入群體，提升生活水平，這是通過讀書和文憑而獲得向上層社會流動的一般路徑。
20世紀，這種社會流動的機制雖一度停滯，但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又得以全面恢復和持續發展。通過高考制度，讀書考試和社會地位的獲得之間再次緊密聯系在了一起，由此，向上流動更多地與一個人的才智、學養結合了起來，從而給大多數人帶來了自我提升的希望和機會。基于這樣一種社會流動的傾向性，社會上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把在學校讀書的時間盡可能地拉長，因為他們認為，讀好書、獲得更高一級的文憑，是獲得更高社會地位最為便捷的途徑。讀書時間的長短和社會的進階之間似乎從來都是成正比的，尤其是在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一般性的個人成長趨勢，也為整個社會所認可。
單位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流動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過程中，單位制的存在是一個較為獨特的現象，也是中國城市社會的一個重要特色，這與之前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有所不同。由于單位不同，人們在收入上也體現出一定的差異。改革開放之前，在高墻深院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并沒太多根本性的差別，特別是在收入和生活水平這方面。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單位制才真正在收入水平的差距和社會的不平等之間建立起了一種聯系，甚至可以說，這種聯系一直持續到了現在。譬如兩個人畢業于同一所學校，學習的也是同一個專業，但由于工作分配在不同城市里的不同單位，兩個人在收入水平上就會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差異。比如大學專業同樣是經濟學，在銀行系統工作是一個收入水平，而在廠礦企業工作則是另外一個水平。這種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會進一步影響到個人的社會聲望、家庭消費水平以及子女的教育。
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期待一種機會平等的市場機制之時，單位制的存在卻將這種機會平等的市場機制鎖定在了某個單位的高墻深院之中。由此，一個人的福利、聲望與社會身份都極為密切地跟某個單位以及自己在這個單位中的身份、地位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個人在單位之中，便意味著擁有一切，而離開了單位，就意味著某種失去。
實際上，所有這些，都是因單位制的長期運行所造成的結果，其深深影響著部門利益的獲得和分配體制。說到底，這是一種制度性的悖論，即我們基于市場性要求進行改革，期待著一種自由競爭的財富分配，而單位制則是借用國家結構設置中由上到下、縱橫交錯的單位網絡，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市場競爭機制發揮作用。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打破單位制的種種努力都在持續進行之中，但這樣的現狀依然持續存在。
與此同時，就縱向而言，社會流動與地區性差異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關聯，這又在原有單位制分配不公的基礎上，疊加了一種區域性的收入差別。一個人在大學或者研究生畢業之后選擇在大城市生活，就意味著有獲得高收入的種種可能；而一個人如果畢業之后選擇回到家鄉或到小城市的單位工作，那么他就會與那些選擇去大城市的人形成明顯的收入差距和生活差距。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年齡的增長以及工作經驗的積累，這種差距就會表現得越來越明顯，由此限制了一個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一般而言，在小城市生活，向上流動的機會往往不會太多，加之一些職位與行政區域等級分配之間尚難以脫離關系，這樣一來，一個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就更為稀少。
社會的可變革性，使人們可以放棄既有的工作單位而選擇實現一種向上的社會流動
在中國，基于單位制而產生的分配不公、社會向上流動的匱乏，被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所破解，那就是中國社會構成的非定型性，或者說社會構成的不確定性和可變革性。社會構成的不確定性是指每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擔當并非一成不變，在這樣的社會之中，人們的職業和社會身份并不以傳統或者某一次的自我選擇而被定型化。更通俗一點說，職業身份的不確定性造成了職業收入和聲望的可變動性。社會也會基于一種學歷教育，使得人們有可能通過持續不斷的繼續教育而對自己的職業進行二次或者三次規劃和選擇，在這種規劃和選擇之中，則隱含著一種向上流動的可能性。
實際上，這種職業身份的不確定性造成了一種職業收入和社會流動的可變革性，它的動力基礎來源于身份地位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占有。與此同時，社會的可變革性，使人們可以放棄既有的工作單位而選擇實現一種向上的社會流動。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流動建立在人們的一種選擇能力之上。對廣大青年群體而言，他們受到各種新技術的吸引而試圖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借此而實現一種超越個體目前處境的向上流動。這種對于成就無限渴望的動機，激勵著人們去選擇一種更為適合自己的職業和身份，進而實現一種超越和提升。目前看來，這樣的一種夢想機制在諸多80后以及90后的年輕人群體中依舊活躍，他們甚至比父輩更渴望事業的不斷發展。他們不僅期待這種機會的獲得和社會供給，同時更希望有機會展示一技之長，在工作中發揮自身的創造能力，為他們自己和家庭在社會之中贏得一席之地。
就目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體趨勢而言，中國社會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分層固化的可能。在中國，通過教育而獲得自我提升的社會流動空間是一直敞開的，并且這也是一條社會中大部分人都能有所把握并予以高度認同的社會流動之路，它是基于人的自由選擇而實現的一種社會流動，這種社會流動又與每個人的意愿和抱負心密切相關。
可以說，這種流動一方面是由社會來選擇的，另一方面則是由個人自身來把握的，即通過對收入以及聲望高的職業的自主性選擇來實現一種向上的流動。社會同時也給予這種選擇以充足的發展空間，并且這個空間正在變得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寬廣。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趙竹茵：《中國社會新階層發展問題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7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