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發展中國家因沒有自己的話語權而歧途難辨，失去了發展起來的機會——

中國需要自己的話語權，對一些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事，而有些人則認為沒有必要，且無可能。“無必要者”“無可能者”認為，連“話語”（discourse）這個詞本身都是西方來的，還談什么自己的話語權；何況西方社會科學是現代化的產物，中國要搞現代化就繞不開西方社會科學即西方話語權，怎么可能建構自己的話語權？這些說法聽起來振振有詞，其實，既沒有明白什么是“話語權”，也不理解西方社會科學的立義所在。因此，有必要弄清“話語權”到底是什么。

有人認為中國沒必要也搞不了自己的話語權，這種認識層次太表面化了

簡單地說，話語權是通過對特定國家的歷史文化、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現實的歷史敘事而形成的哲學社會科學影響力，“話語權”是一種“軟權力”。理解話語權含義的前提是認識什么是社會科學。在我看來，社會科學是對特定國家的特定歷史的特定經驗的理論化總結，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是一種地方性知識，但可以通過國家的財富權力而拓展成為“軟權力”，成為一種共同價值。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正是以自己的硬實力而將產生于自己國家的歷史敘事普遍化，將自己的“贏了”，論述為“對了”，其極端形式就是“歷史終結論”。與此相對照，過去一百多年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的思想界，一些人的世界觀、認識論是：將自己的“輸了”，自證為“錯了”，因此必須學習、接受“老師”的學說，世界因此而成為“一言堂”，世界上只有一本“通用教科書”，一個“標準答案”。當然，西方社會科學確實提供了今天人們賴以思考的概念和理論體系，比如階級、政黨、民主等概念，乃至作為學說體系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認為，中國沒必要也搞不了自己的話語權，這個認識層次太表面化了。

第一，建構自己的話語權并不意味著排斥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開放性、包容性正是中華文明的基因，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所在，比如政治學方法論上的階級分析、歷史制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帝國主義論，經濟學上的政治經濟學以及制度主義學派等，凡是能揭示世界真相的學說都值得汲取。

第二，在汲取有益成果時，我們必須清晰西方社會科學賴以存續的本體論、目的論是什么，這些才是理解話語權生命力、話語權的價值的根本所在。西方社會科學無疑是一個無所不包的范疇，其中有我們必須重視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歷史社會學等，但主流西方社會科學立論于個體主義，服務于資本權力，從新古典經濟學到自由民主政治學，莫不如此。比如，二戰后的西方政治學深受經濟學基于個體主義的基本假設影響，形成了理性選擇主義范式一支獨大的局面，主要是圍繞個體利益而展開的歷史敘事。

對西方社會科學稍有了解的人，大概沒有幾個人會否定這一本體論和目的論。當我們說建構不同于西方社會科學的話語權的時候，是指建構不同于從個體主義出發并致力于資本權力至上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事實上，西方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建立在西方政治發展道路基礎之上的，是對西方政治史的一種歷史敘事。西方政治發展的歷史邏輯是：市場經濟——社會分層——資本權力主導——代議制民主——資本主體性即寡頭政治。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導致的社會分化之后，資本權力“脫嵌”而凌駕于社會之上，保障資本權力的政治制度無疑是代議制民主，二戰后被詮釋為自由主義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