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兩朵花”理論  促進公有與非公有經濟共同發展

記者：在您的書中我們看到“兩朵花”理論，應該如何科學把握“兩朵花”理論、促進公有與非公有經濟共同發展呢？

常修澤：“兩朵花”理論不是我的創新，是馬克思早年就提出的。他曾經說，世界是“千姿百態”的，“玫瑰花”和“紫羅蘭”各有自己的芳香。原話是：我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 ”，他反問道： “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他直接說的是“精神”，我用之于所有制經濟分析，是同樣適用的。

在我看來，中國的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一朵是“玫瑰花”，一朵是“紫羅蘭”，各有自己的芳香。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之上，“兩者兩個都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這是戰略定位。“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是國家政策。

沿著“兩朵花”理論的內在邏輯，我進一步研究了所有制結構的可能趨勢，得出“長”“密”“深”三個結論：“長”──公有制經濟和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它們“各自的”資產價值鏈越來越長；“密”──彼此形成的利益網絡越織越密；“深”──在產權明晰基礎上彼此參與和融合度也會越來越深。“長”“密”“深”──未來所有制結構將呈現更為豐富情況。我們要用“包容性”理念看待這一問題。

記者：您的這種“包容性”觀點，我們幾年前就讀過。

常修澤：是的。 2010年，我在專著《產權人本共進論》分析“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是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基礎上，提出“共同基礎論”。2013年10月在《包容性改革論》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民營經濟發展理論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突破點第一就是“共同經濟基礎論”。提出“產權體制創新：包容‘國有’與‘民營’”， “國有與民營都是共和國的‘親兒子’”。

記者：我們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一書中，看到“國有與民營都該看成共和國的‘親兒子’”的引文，很受啟發,對我們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講“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很有幫助。

常修澤：一段時間以來這個問題是有爭議的。直到今年仍有人發表“消滅私有制”“民營經濟離場論”等言論。針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明確表態：“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有的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謂‘民營經濟離場論’，說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使命，要退出歷史舞臺；有的人提出所謂‘新公私合營論’，把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為新一輪‘公私合營’；有的人說加強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是要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等等。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不符合黨的大政方針。”我認為，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戰略。

記者： 1997年黨的十五大就作出新判斷：“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什么20多年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原因何在？

常修澤：最近幾個會議上，也有人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我說三條原因：一是陳舊的“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觀念根深蒂固（包括一些該卸而未卸的包袱）；二是黨的十九大報告點到的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和阻遏；三是中央的路線和方針政策還沒有落實到位。新階段所有制結構改革， 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