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成就斐然，特別是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和利用外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帶動了經濟發展的“騰飛”。當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特定發展階段要素稟賦的制約，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只能采取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并且開放發展主要發生在制造業領域。這種發展模式在特定階段無疑具有合理性，在促進“量”性增長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同時也存在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近年來，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有所上升，逆全球化思潮涌動，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遭遇嚴峻挑戰。同時，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新時代。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我們必須改變對外開放水平總體上不夠高的現狀，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這其中，擴大服務業開放是關鍵舉措之一。
加快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現實意義
對于一個已經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大國而言，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是過去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基本經驗。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后，仍然離不開開放發展的引領作用，在新階段和新形勢下，加快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第一，是適應經濟全球化形勢巨變的現實需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發展進入到深度調整期，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此間的突出特征和表現為：全球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各國攀升產業高地的競爭日益激烈、發達國家開啟高端制造業“回流”、更多發展中國家加入全球競爭“分流”中低端制造業等。因此，在面臨開放發展總體大環境惡化的背景下，在遭遇“高端回流”和“低端分流”的雙重擠壓下，加之自身傳統低成本優勢的不斷喪失，中國要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競爭中贏得主動，必須在培育競爭新優勢的基礎上，加快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增強體制機制競爭優勢。
第二，提升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的客觀需求。目前，經濟全球化發展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現象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未能適應國際經濟新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亟待完善。而作為一個巨型開放型經濟體，中國有責任、有義務也有能力在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貢獻自己的理念、方案和智慧，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加有利的制度環境。顯然，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話語權，通常與一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大小有關。而影響力不僅表現為規模優勢，即在全球經濟中的體量占比，還取決于質量優勢，即在全球經濟尤其是國際分工中，是否具有一定的自主可控甚至主導能力。后者的作用通常更甚于前者。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體量優勢基本具備，因此，要想進一步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升話語權，就必須加快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增強對外開放優勢。
第三，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近年來，我國各類生產要素成本進入集中上升期，資源、能源和環境等約束日益嚴峻，建立在傳統要素驅動基礎之上的高速增長模式面臨可持續難題。正是基于這一點，十九大報告作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即我國經濟必須從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實現的粗放型高速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實現的集約型增長。長期以來，開放型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為適應乃至進一步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新需要，必須加快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唯有如此，才能以倒逼的方式培育更為先進的生產要素，才能引進和集聚更多的優質要素，奠定高質量發展的基石。
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離不開擴大服務業開放
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應該說是一個較為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面比較廣，既有橫向維度“更加平衡”的問題，也有縱向維度“更加充分”的問題。從開放角度看，就是要能夠適應乃至引領經濟全球化發展；從產業角度看，就是能夠以高質量產業發展參與全球合作和競爭。這其中，擴大服務業開放對于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具有關鍵意義。
擴大服務業開放是順應新趨勢的必然要求。伴隨全球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優化升級，產業結構的軟化趨勢愈加明顯。服務業局限在一國國內的傳統格局被打破，全球價值鏈的拓展和深化正逐漸覆蓋服務業領域。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正成為體現和衡量一國參與全球競爭能力的重要指標，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向和表現。因此，不能孤立地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這不是一種自我比較，而是應該從全球經濟大背景和大環境的角度加以認識。也就是說，開放型經濟層次高不高，要看在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在國際產業結構梯度轉移過程中，能不能適應乃至能不能發揮引領作用。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首先就要順應目前經濟全球化發展大勢，順應全球產業結構和優化升級的大趨勢，適應國際分工演變的新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擴大服務業開放。
擴大服務業開放是促進其自身高級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從產業結構演進規律和發達國家的既有經驗看，提升服務業比重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比重，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必然趨勢和結果，也是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表現。相比較而言，雖然近幾年我國服務業發展進入到一個相對快速的發展階段，在GDP占比中也超過了制造業，但總體發展水平仍然不高，不僅滯后于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甚至滯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的發展水平。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產業發展不可能選擇封閉和孤立的傳統道路，加快服務業發展尤其是高級化發展，必須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因為這更加有助于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加有助于國內服務業在競爭中加快技術進步，更加有助于倒逼國內改革從而優化服務業發展所需的制度環境，等等。
擴大服務業開放是提升制造業國際分工地位的支撐。從產業結構及其相互關系看，既有的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表明，制造業高級化發展離不開生產者服務業尤其是高級生產者服務業的支撐。我國制造業在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獲得了巨大發展，但仍然面臨著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艱巨任務和挑戰，國際分工地位亟待提升，這也是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我國服務化開放相對滯后，服務業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其質量和層次尚未形成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和攀升全球價值鏈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服務業發展面臨著“供需”雙約束的矛盾。可見，不僅出于服務業自身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出于對支撐和引領制造業轉型升級，以及攀升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現實需要，擴大服務業開放都是必然選擇。
擴大服務業開放的對策建議
中共十九大報告和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分別強調要“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概括而言，擴大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應著力做好以下五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服務業的開放，從本質上看，更強調的是境內開放，簡單說就是管轄國內經濟活動的法律法規必須要與國際接軌。因此，以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的開放型經濟發展，與以往主要以貨物貿易開放的邊境開放措施不同，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新體制、新規則。這就要求加快構建我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在進一步簡政放權、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改革外商直接投資的管理體制、擴大開放金融、教育、文化、醫療、旅游等服務業領域、有序放開養老、商貿流通、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狠下功夫。
第二，創造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的良好環境。服務業對外開放是一個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區的綜合系統工程，涉及面廣、政策性強，需要建立和完善覆蓋全社會的服務業對外開放的管理體制。為此，需要提高政府服務效率，切實樹立服務企業、服務基層、服務發展的理念，推進政務公開，簡化項目審批程序，提高政策透明度和行政效能，營造良好的服務業開放政務環境。繼續推進社會誠信體系，以及人才“高地”、商務“盆地”、“大通關”工程等的建設，切實把中國打造成稱心、安全、有回報的興業熱土。
第三，加快服務業領域的國際化人才培育。依托國內豐富的教育資源和科研院所，尤其是在服務開放試點中教育資源較為密集的北京、上海、江蘇等地區，大力培養與開放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具有國際視野、熟悉國際規則、能夠深度參與國際商務和競爭的服務業領域國際化人才。加快形成一支精干、務實、創新的開放型黨政干部隊伍，加快造就一支具備國際眼光、精通服務跨國經營的高素質企業家隊伍，加快培養一支以金融財務、文化創意、知識產權、服務外包、商務咨詢、海外兼并領域為重點的高端專業人才隊伍，大規模培訓能夠適應國際需求的境外勞務人才。
第四，保持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的一致性。要把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有機結合起來，加快構建統一公平、競爭有序的大市場。在服務業對外開放方面，全國也正在進行積極的探索。在對內開放方面，雖然中國在2004年就出臺了《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但是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問題仍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影響了中國私營部門參與服務業開放的積極性。尤其是一些壟斷性服務業如金融保險和電信業等，由于體制、機制等方面的原因，對許多民營企業仍存在較高的政策性壁壘。在新一輪的擴大服務業開放中，我們必須重視解決好對外對內開放的一致性問題。否則，建立在行業保護基礎上的競爭力是不扎實的，對外開放加大后外資企業將會對我國服務業造成更大沖擊，反而不利于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第五，強化服務貿易政策與服務產業政策的協調。擴大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應當遵循十八大報告“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部分中“強化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協調”的明確要求，在開放中強化服務貿易政策與服務產業政策的協調，更好地以開放促改革，以競爭促發展。服務貿易政策是調節服務貿易發展的政策，主要解決開放還是保護，即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促進還是限制的問題。服務產業政策是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產業政策包括產業發展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產業促進政策等。只有在正確把握服務貿易政策與服務產業政策之間關系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促進二者的協調。服務產業是服務貿易的基礎，服務貿易是服務產業發展與提升的外源動力，二者互動發展，相互促進，才能達到產業水平的提升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本文作者為南京審計大學教授；本文系2018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高質量增長階段擴大江蘇服務業開放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機制、路徑及對策研究”（2018SJZDI100）階段性研究成果】
責編：李 懿 / 蔡圣楠